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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中國民間藝術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圖案藝術表現豐富。若剪紙的圖案單調，只會讓人覺得乏味，也就不至于流傳至今。中國民間剪紙藝術形式多樣，含有清新質樸的特質，給人一種樸實無華的感覺，而這都與中國農村穩定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脫不開聯系。在樸素憨厚的農村環境下所誕生的剪紙藝術，具有一定的質樸的表現：所謂天圓地方，剪紙大多采用圓形花樣，將四面對齊，進行折疊，運用直線和曲線的靈活結合，剪出想要的圖案。而團花格式是剪紙藝術中最古老的一種剪紙格式，亦是生命力最頑強的表現形式，至今仍然在使用這一表現形式，如繪畫上、建筑裝飾上。
（二）圖案表現的題材多樣。剪紙藝術來源于生活，因此剪紙的圖案大多是生活的反映，譬如：一帆風順、三陽開泰、四季平安等，這是勞動人民對生活的祈福；松鶴延年、壽比南山、八仙祝壽等，是對長輩的美好祝愿等等。這都是勞動人民的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圍繞著人們對生活的期盼，剪紙圖案的表現形式由此展開，既有鮮明的圖案，有包含深刻的寓意，反映了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期望人民的生活可以風調雨順，和睦幸福。可見，剪紙圖案的題材來源于生活，又反映于生活。
（三）剪紙藝術的用途。剪紙有形式多樣的圖案樣式，有廣泛的表現形式，且剪紙本身包含著深刻的寓意，可以作為裝飾品，直接張貼在門窗上或墻壁上；可以作為刺繡的底樣，用于衣服或床具上；亦可用于印染，作為藍印花布的印版將其用于衣料、被面上。剪紙藝術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且始終貫穿于人民的生活之中，豐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
二、中國民間剪紙藝術的創新
中國民間剪紙藝術歷史悠久深遠，帶著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一直流傳至今，古老傳統的剪紙藝術相較于現如今的信息化時代，較為落后，因此，這就需要對剪紙藝術進行改造創新，使其與時俱進。
（一）將傳統與現代相融合。1、運用于平面廣告設計中。中國民間剪紙藝術是中國民間美術的一種藝術體現，而這，也是現代平面廣告設計研究的一項重要的課程。中國民間剪紙藝術的表現形式多樣，無一不體現了勞動人民的豐富的智慧和設計思想，這是一項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包含著濃郁的中華民族文化底蘊和審美精神的體現，面對著西方文化的入侵，我們應將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相結合，豐富民族個性，傳承民族文化。2、運用于服裝設計中。剪紙藝術從古至今一直被運用于服裝設計中，剪紙藝術的表現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圖案具有特色，不論是清新典雅，還是奢華高貴，剪紙藝術都可以將其表現的淋漓盡致，所以，剪紙藝術一直飽受青睞。將剪紙藝術與服裝設計相結合，在服裝設計構思上，吸取剪紙藝術的優點，設計出“美”的服裝意境，將“形”“意”“神”更好地結合在一起，向大眾傳遞，共同將中華民族文化推向世界，更好地傳播中華民族文化。3、運用于裝飾設計中。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開始著重精神生活的享受，對于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也講究美觀有內涵。針對室內裝飾設計，室內家具的隔斷、壁畫等，都可用剪紙藝術的形式將其呈現，在剪紙藝術形式的基礎上，巧妙地賦予其新的審美內涵，使其簡潔大方，富有濃郁的民族審美情調。
作為一種極特殊又普遍的文化現象，舞蹈藝術通過肢體動作來表達情感，任何舞蹈都有其自身獨特的內容與形式，它不僅可以傳達思想感情，更能展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由曾小梅所著的《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研究》（2015年12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一書對我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認為：民族民間舞蹈文化是對民族文化的一種弘揚與傳承，也是一項極具生命力的藝術形式。民間舞蹈藝術文化通過最直接生動且頗具感染力的方式，清晰地展現出了各地的民族民間風俗、生活習慣以及當地人民的性格、氣質以及生存狀態等。這也使得民族民間舞蹈文化在我國藝術文化中長期屹立不倒，因此，探討我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藝術的傳播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該書涵蓋了眾多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的相關知識，并配有相關圖畫，語言流暢，結構完整，理論性強，為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在該書中關于我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藝術具有兩套理論觀點：其一，只有最原始的民間舞蹈才能真正傳承民族舞蹈的精髓，而現代許多民俗文化舞蹈與真正的民族舞蹈相差甚遠，不能夠被列入民族民間舞蹈的行列，只能稱之為創意性舞蹈藝術。其二，只有經過精細的提煉，才能被稱之為真正的舞蹈藝術。沒有經過細致提煉且缺少系統編排與制作，也沒有專業人士進行指導的舞蹈，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舞蹈藝術。這兩種觀點深深地影響著我國舞蹈藝術的發展，民族民間舞蹈只有通過生活的加工才能獲取更多觀眾的認可，而對原始舞蹈狀態的過度強調則會對舞蹈的發展起到阻礙作用。民族民間舞蹈的發展與進步隨時代的發展共同前行，在傳承與發展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學習的價值，既要融入創造性，又要保留原始的民族特色，創新與傳統共存，才是發展提高的關鍵。而在繼承方面，作者談及了若干種看法，首先要尊重傳統的民族民間舞蹈文化，對待許多沒有明確記載的民族民間舞蹈文化形式也要積極學習，并傳授給后人；其次，對于我國而言，許多民俗活動中也包含著舞蹈的精髓，因此，要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進行引導，積極傳遞，將這種舞蹈精神傳達給每一個需求者、愛好者；再次，從教育的角度出發，讓更多的民族民間舞蹈文化走進學校，搬上課堂，通過板書的形式對民族舞蹈文化進行講解，不僅能讓更多的學生了解和接受民族舞蹈文化，還可以讓學生的視野得到拓展，知識得到提升；最后，舞臺是民族民間舞蹈表演的主要場所，顯然，觀眾更樂于接受這種舞蹈表演形式，因此，要充分利用舞臺這一有利媒介，以精致的表演感染更多的觀眾，從而有效增強傳播速度。
我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具有獨特的發展特性，在《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研究》一書中提到，民族民間舞蹈具有極強的民族性、群眾性，這在我國文化領域不僅是一種心態的體驗，更是一種美學價值的傳承，尤其對于我國來說，民族民間舞蹈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同人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關。秧歌、腰鼓、舞獅等舞蹈形式都是民間舞蹈的重要表現形式，具有娛樂性質的同時，也體現出現代生活狀態的和諧。感彩也是《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研究》一書十分重視的問題，濃郁的感彩是民間舞蹈的重要特點，它是大眾情感、內容形式、風格特色的表現，也成為一種寄托人們美好愿望的載體。我國許多少數民族都具有屬于自己本民族的舞蹈，這些舞蹈或寄托了人們對親朋好友的美好祝福，或傳達了自身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傣族的潑水節，苗族的板凳舞，安塞腰鼓”等民間藝術形式和傳統節目，都是這一特色的重要體現，這些舞蹈傳達了人們生活中的喜怒哀樂，也記錄了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眾多變化。
總之，我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藝術的傳播需要發展與繼承，不僅要具備與時俱進的先進理念，而且還要做到在保留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上不斷創新。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伴隨著經濟的深化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斷提高的同時，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提升，審美觀在悄無聲息中發生著巨大的轉變，傳統觀念已經不能符合當前的發展需要，在時展的浪潮中不斷涌現出的新事物為人們所接受，新事物與新觀念也在豐富著民族民間舞蹈藝術的l展和創新，這促使更多的觀眾去接納和理解民族民間舞蹈藝術文化，從而帶動整個社會對于民族藝術的審美。同時《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研究》一書的出版為我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研究書籍。
（張靜/碩士生，咸陽師范學院音樂學院講師）
在多元文化極速發展的今天，科學技術促進了新工藝技術的產生，中國民間美術這個傳統文化形態與現代藝術設計不可避免地交融在一起，給新時代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新工藝技術帶動了現代藝術設計的發展，同時也使得中國民間美術這種傳統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正如印刷技術革命性的進步使手工印刷逐漸退出歷史的舞臺，印刷品真正開始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廣泛應用于社會生活中，也正是由于印刷品發展，使得各種平面設計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而后攝影藝術的出現，使現代藝術設計越來越完美，到了現在，電子媒體的產生更是讓現代藝術設計錦上添花，它五彩紛呈的視覺藝術表現形式極大豐富了受眾的視聽語言，成為現代藝術設計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眾所周知，現在是網絡時代，互聯網的產生和發展使新的藝術設計形式應運而生，正像我們現在每天都接觸到的網頁設計、多媒體藝術設術等，無限地擴展了現代藝術設計范圍，使它向世界領域發展。現代設計在20世紀西方現代藝術設計思想的影響下發展起來，它打破了傳統的美學觀念，實質上是緣于大工業化生產和現代文明的發展，與現代社會生活更是密不可分。從整體上來看，西方現代藝術設計思想特別注重新的視覺語言表達，它在思維形式、表現手法、創作理念和相關媒介上都進行了創新，與傳統藝術有了很大區別，換句話說，西方現代設計對現代藝術設計有著極深刻的影響。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社會的不斷進步，作為以民俗文化為載體的民間美術由于失去了原有生態環境中的依托，漸漸從歷史舞臺中退出。如傳統的民間木版年畫，手工印制工藝復雜，過去一度用來成為歡度年節的裝飾品、大眾傳播的媒介品等，而現在隨著室內裝飾的變化，已經被新的藝術形式所取代。中國現代藝術設計起步較晚，西方的現代工業設計產品、時裝設計等逐漸深入到中國人的生活中，而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當我們一味模仿、引進西方現代藝術設計理念時，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卻正在慢慢消失，現代藝術設計軟件工具的使用確實拓展了設計師的創作思維和表現技巧，但民族品位中形式的美感和文化的內涵是用現代設計工具所無法替代的，設計師不但要擁有良好的藝術修養，還必須充分掌握民族的歷史文脈和個性，才能設計出不脫離時代潮流，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優秀藝術設計作品。
二、中國民間美術的藝術特征及其審美價值
中國人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了廣博的階層文化，這種代表平民大眾文化的造型藝術，被叫做“民間美術”。民間美術對于職業藝術家的藝術有很多區別，因為它不只是出于欣賞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廣大人民群眾為了滿足日常的生產生活、人生禮儀以及相關信仰忌諱等創造的群體性藝術，大多數情況下，是以非常直觀的方式和手段來表達自身的美、物品及生活環境。是勞動人民群眾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對于文化、精神和理想生活的追求。中國民間美術種類豐富，風格多樣。例如，我們在生活中常見到的剪紙藝術，就是老百姓最為普及的民間藝術之一，在民間流傳極廣，歷史也很悠久。在北方，老百姓們喜歡用剪紙剪成的窗花貼在窗戶上進行裝飾，寓意辭舊迎新。再如，有名的民間木版年畫在中國是非常悠久、獨特的民間藝術形式，多流行于農村春節，內容大多含有祝福新年的意義，來源于遠古自然崇拜和信仰，成為百姓們驅邪納祥、美化生活的節日風俗。木版年畫的題材非常繁多，如“大慶豐年圖”，表達了勞動人民迎新春、祈豐年的美好愿望，其吉祥寓意和新鮮紅火的景象為新一年映襯了喜慶的節日氣氛。又如，中國的民間皮影，極富地方特色，民間藝人將皮影與木偶結合，還配以民間小調，通過燈光、影幕、音響、唱腔，其造型結構也多種多樣，是最富感染力的鄉土藝術，尤其是以陜西皮影為代表形成了不同的風格流派。另外，更值得一提的還有中國的民間陶瓷，來源于生活、根植于民間，不僅具有審美藝術性，在生活中還有實用性，中國景德鎮就被譽為陶瓷之都，具有樸素的情趣和接近自然的藝術韻味，基造型上的簡潔和裝飾上的流暢，使它一直在世界藝術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說，民間美術集實用與審美的協調為一身，它代表了中國民間最質樸的審美觀念，如老百姓常用的“繡花肚兜”即是用來貼身穿著來避免肚子著涼，而男女戀愛時，常喜歡用它來作為定情的信物，也有用來送給親朋好友，上面所繡的富有美好寓意的圖案也是一種心意的表達。民間美術藝術具有象征性，它所涉及到的吉祥題材總是蘊涵著吉祥的寓意，并通過圖形紋樣、色彩形式表現出來，作為老百姓吉祥觀念的代表性寓意符號承傳，充分寄托了勞動人民對于生活的美好愿望。民間美術造型最大的特點是“以象寓意”、“以意構象”和“借物抒懷”，簡單地說就是把自然中和生活中的各種事物與人們美好的期待進行交融，融入吉利喜慶、迎祥納福的象征。如“蓮花”，人們非常喜歡用它來象征高貴的品德，正如《愛蓮說》所說“：清凈濟用，群美兼得。”充分說明了它出淤泥而不染的特征。又如，我們前面所討論過的民間年畫，其中以“麒麟送子”為題材的就代表了瑞祥，用于象征家庭繁榮昌盛。因此，我們看到，民間美術存在形態的根本在于它來自老百姓的樸實生活，是中國人本原文化的代表，與我們的現實生活緊密相連，從造型上來說，雖沒有經過房間的雕琢、修飾，卻別有一番滋味，保持著清新、質樸，在樸實中透著精細，在單純里包含著豐富多彩，堪稱中國傳統藝術審美的典型代表。因此，我們應該看到，民間美術作為一種藝術形態和樣式，既有豐富的精神內涵又有深刻的審美寓意，在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具有極大的精神文化性。正如我們前面談到的年畫、剪紙等，都反應了老百姓的一種精神面貌，溶入了他們的信仰、情感、娛樂文化等，這些具有突出藝術特征的傳統藝術無疑會對我們現代生活也有著很深的影響。
三、中國民間美術對于現代藝術設計的作用
受西方設計理念的影響，中國現代藝術設計如何前行，對于設計者們來說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但縱觀它們的藝術發展過程，其實兩者并不沖突，民間美術所承載的文化底蘊為現代藝術設計提供了豐富多彩的題材以及創新思想，那么，設計師們只要下功夫深入了解民間美術，就能使現代藝術設計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1中國民間美術造型藝術對現代藝術設計的作用
中國人的造型哲學基礎可以說來源于陰陽觀，陰陽一般用來說明日光的向背，簡單地解釋就是向日為陽，背日為陰，通常用于借喻氣候的寒暖。正如我們古代思想家分析的事物一樣，都是通過正反兩方面進行說明，所以陰陽是用來說明自然界兩種對立和相互消長的物質。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來說，無論是美術還是民間美術，都會用陰陽這個觀點。例如，陰陽太極圖的結構，猶如兩條魚首尾相追融合成一個圓滿的圖形，我們喜歡叫它為陰陽魚。細心的人會透過遠古若干圖案、符號、繪畫來找到它的身影，最典型的如萬字符，從中國遠古最有名的人面魚紋彩陶上就能看到，古人用它來代表太陽、陽光和漩渦。還有各個歷史時期的鳳鳥圖，各種繪畫中表現出的盤旋騰飛的龍，幾乎都離不開太極圖形旋轉結構。在中國民間美術中，又把這種造型方法稱之為喜相逢，如民間剪紙中的蛇盤兔，就是陰陽這種造型藝術的一種表現，代表著事物陰陽相互對立、滲透和依存的關系。喜相逢這種傳統吉祥圖案，還被用于刺繡、染織和陶瓷等領域，如青花瓷盤圖案，正因為它的這種美好寓意以及簡約造型，也成為了現代藝術設計的一種設計法則。如某企業就借助其美好寓意，透過太極的理念用兩只鳳凰旋轉互動而成，代表了吉祥與美好，并祝愿企業的前景生生不息。中國的民間剪紙藝術的創作就體現了傳統的陰陽觀。例如“，抓髻娃娃”一手捧雞，一手捧魚。再如“，比翼鳥”“、雙頭驢”等這樣成對成比的造型，都突出了陰陽一體、生生不息的中國傳統哲學觀。現代藝術設計創作借助民間剪紙藝術中陰陽哲學觀的作用，如在銀行的標志設計中，就可以運用中國古錢幣與“中”字造型，再運用紅色這種中國傳統中的吉祥色彩，寓意天方地圓，積極向上。民間藝人出于民俗實用的需要，在有限范圍內進行能動性設計創作，發揮其最大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并于作品中融入自己的感情和想象力，展現出人們對生命的熱愛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如民間刺繡繡花鞋，在有限的面積內，合理安排和設計紋樣與輔助紋樣。整個圖案要包括蓮生貴子、百年好合、金玉滿堂等內容，才能表達其美滿祥和之意，突出中國傳統獨特的裝飾審美藝術，它對現代藝術設計具有指導意義。如在現代室內空間設計時，完全可以借助民間美術這種適形造型法，把大自然的景色引入室內，將現代的時尚性與自然的秀美風光融為一體，拱托出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熱愛與憧憬。
2民間美術藝術色彩對現代藝術設計的作用
關鍵詞：動畫教育；動畫藝術；民間藝術文化；動畫創作
中圖分類號：J52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812-2485（2012）12-015-004
數字時代下，新媒體技術與數字化終端的崛起與發展不只意味著動畫藝術形式與傳播方式的變化，更蘊含著動畫創作的方式與內容的發展變遷。如何培養出能夠在未來與世界動畫強國進行競爭的優秀動畫創作人才，是擺在中國高校動畫創作人才的教育面前的一大挑戰。
中國高校動畫教育一方面要培養動畫創作人才具備適時吸納數字技術優點，充分利用各種新技術與新設備，提高動畫創作的技術手段與視覺表現的能力。從目前國產動畫的創作過程來看，我國的動畫創作人員并不欠缺這方面的能力，高科技的應用早已經滲透在我國動畫創作的過程當中，中國高校動畫教育的貢獻功不可沒。我國早在2005年推就出了國內首部三維動畫電影《魔比斯環》，當是它的出現意味著中國動畫的制作水平已經在向高技術發展，它的重大意義就是告知全世界，中國當時就已經擁有獨立生產和制作三
維動畫的能力了。
另一方面，中國高校動畫教育要增強動畫創作人才提升其所創作動畫的內容與藝術形式的能力，實現內容與形式的合理結合。目前的國產動畫雖然應用著先進的數字技術和數字設備，可是創作出來的國產動畫片卻只能面對低齡化的受眾市場，近幾年屢創動畫電影票房紀錄的《喜洋洋與灰太狼》系列動畫電影就是很好的例證。國產動畫的低齡化創作趨勢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中國高校動畫教育對動畫創作人才民族文化培養的缺乏。目前，中國很多高校都開設了動畫專業，從事動畫制作的人員也已經不在少數，中國的動畫產業看似前景一片光明的背后，卻是中國動畫片創作人才的極度缺乏，中國高校動畫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亟待提高。
2 中國高校動畫教育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的高校動畫教育發展遇到了瓶頸，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近些年來培養出的動畫創作人才缺乏藝術創造力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將其歸因為動畫制作的技術水平有限，畫面效果無法與國外動畫片抗衡。這種過時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是站不住腳的，目前，我國的動畫教育雖然在教學方式和教學設備上已經與數字時代的發展像接軌，配備了先進的動畫教學實驗設備，并搬用了國外的動畫教學課程設置。中國高校動畫教育出來的動畫創作人才的動畫技術制作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況且，中國動畫這幾年在平面和三維的制作技術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雖然制作水準同國際動畫強國的一線水平還有差距，但也已經能夠獨當一面了。中國高校動畫教育這幾年培養出的動畫創作人才的動畫制作水準是呈直線上升的趨勢，但是停滯不前的創作思想卻阻礙了他們創作出高質量的動畫片。為什么配備了頂尖的教學設備和教學課程卻仍然難以培養出能夠創作出優秀的高質量動畫創作人員，這其中既包括中國高校動畫教育思路的狹隘問題，也有動畫教育人員對于動畫藝術認識不足的問題，導致了培養出的動畫創作人才難以勝任國產動畫的質量發展需要。
動畫創作人才的成功培養并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夠實現的。一個成熟的動畫創作人才并不僅僅要精通繪畫與電腦軟件的應用，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很深厚的歷史文化知識與一定的創新能力。因為動畫是一種文化，動畫業被定義為文化產業，它被看作是多學科的互融性與交叉性，從實用性的、解決問題式的活動上升到更為廣泛而深刻的文化現象的大背景下的一種必然。作為現代設計中最重要部分的動畫，它集中了美術、設計、服裝、電腦技術、美學、文學、社會學、營銷學、電影學、表演等最為廣泛的要素，是最具有多科性和互融性的學科綜合體。因此，動畫的繁榮，決不僅僅靠熟練使用電腦、繪畫造型能力強就可以做得好的。
動畫這種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雖然具有很強的外在形式的可塑性，但是合適的內容題材的選擇才是優秀動畫作品所必須具備的。喪失了主題內容的動畫作品，就好像沒有燃料的跑車一樣，縱然被設計制造的再精良，也只是件擺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5年雷聲大雨點小的中國第一部純三維動畫電影《魔比斯環》，這部動畫電影的制作過程歷時五年，耗資上億的大片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三維動畫制作技術，到最后上映時卻面臨著“無人問津”的尷尬局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沒有自己特色。不論是劇情的設置還是人物造型的設計方面都不免顯得有些俗套。從概念構思創新角度看來，《魔比斯環》并沒無可取之處，它既沒有達到預計中的走國際路線的效果，也沒有體現出任何民族性的特色。可是如果站在有利于動畫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魔比斯環》則填補了中國動畫史上沒有三維動畫電影的空白，證明了中國的動畫制作水準的提高。從這個例子看來，國產動畫的制作水準已經不是束縛其發展的主要枷鎖了，中國高校動畫只有想辦法提升動畫創作人才的創作構思、豐富動畫的表現手段，真正地體現出中國動畫的民族性特色，才能培養出能夠與從眾多動畫強國進行競爭，并找到突破的契機的優秀動畫創作人才。
相比之下，美國好萊塢在1998年曾經以中國的民間故事《木蘭從軍記》為故事素材，改編成的動畫片《花木蘭》在上映的第一周就取得全美票房冠軍。但是作為如此優秀的動畫故事素材的原產國，中國國內的動畫創作人員卻對如此耳熟能詳的素材“視而不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動畫教育對動畫創作人才培養的失職，使得現在的中國動畫創作人員對本國優秀的民間文化不甚了解，這也是制約中國動畫發展民族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3 中國民間藝術文化對高校動畫教育的積極影響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化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是一個由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組成的偉大民族。如此悠久的文化歷史背景和多樣的民族風格，必然使得我國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來培養出獨具一格且內涵豐富的民間文化。它是我國本土文化的基本組成要素，是最能體現出我們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之一。而將優秀的民間文化中所包含多種多樣的藝術表現形式合理地應用到藝術創作當中去，最終形成中華民族特有的藝術文化形態的過程，則成為中華民族體現自身民族特色的主要方式。
動畫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藝術產品，它的民族特色就如同戲劇一樣，主要從內容題材和表現手法上體現出來的民族品格的深度與廣度。動畫的民族風格是由本民族特定的地理環境、社會狀況、文化傳統、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語言心理等多種因素決定的。在其內容、形式、格調、表現手法上，體現出本民族的審美理想與審美需要，尤其是本民族的文化心理需要，體現出與其他民族迥然不同的氣質。
首先，從審美心理方面來講，就動畫而言，越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的題材內容，就越容易引起國際動畫界的興趣，越能在世界動畫中標出自己的位置，同時也能契合外國觀眾獵奇的觀看興趣，從某種意義上說，越是民族的，越具有國際性。中國老一輩的動畫創作人員就是通過自身對中國傳統民間藝術文化的學習和體會，將其運用到動畫的創作當中去，才在當時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例如：從萬氏兄弟于1926年完成中國的第一部動畫片《大鬧畫室》，到后來的《三個和尚》、《九色鹿》、《牧笛》等等，這些民族風格鮮明的作品在伴隨著中國動畫成長的過程當中，為中國動畫贏得了“中國學派”的美譽。無論是在表現形式還是在題材選取方面，民間藝術都為這些優秀的作品提供了廣闊的取材范圍。在題材選取方面，中國動畫多以神話傳說、民間故事、通俗文學為原始素材，進行再創作。例如：《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就來自于神話傳說；來自于民間故事的有《馬頭琴的傳說》、《日月譚》、系列片《阿凡提的故事》等等；還有的取材于寓言和成語，例如《三個和尚》和《驕傲的將軍》。在藝術表現形式方面，由于我國民間美術、曲藝非常發達，藝術形式種類豐富，例如像國畫、剪紙、皮影、刺繡和書法這些獨特的表現手段都完全可以運用到動畫領域當中。中國動畫在發展的幾十年中，就是吸取了民間美術的營養，創造了許多新穎的動畫形式，而且在國際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例如：由于從國畫當中得到啟示，我國于1961年拍攝的第一部水墨動畫片《小蝌蚪找媽媽》，就為世界動畫界增添了極具中國特色的新片種；在1963年，又拍出水墨動畫片《牧笛》，片中運用水墨表現了人物、家畜和山水，清秀的畫面體現出了鮮明的中國風格。
而這些具有中國本土化特色的動畫形式必然只能產生于自身豐厚的文化土壤。遺憾的是，早在二十世紀中葉就被世界動畫界所矚目的中國動畫走到今天卻迷失了方向，如今這一代的中國動畫觀眾對美國和日本的動畫片耳熟能詳，對國產動畫片卻漠不關心，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動畫的悲哀。
中國動畫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沒能在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大膽的創新。20世紀60年代以來借鑒水墨畫、剪紙、木偶、皮影等本土藝術造型語言，創作的動畫片都比較優秀，但我們并沒有沿著此路走下去，更沒有創新。中國本土藝術造型語言非常豐富，但如何能將其轉化為動畫藝術形式，如何使傳統的本土文化符號轉化為一種能為當代人所接受和喜愛的動畫藝術形象，是需要中國高校動畫教育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
從本土文化中尋找動畫語言，就不能僅僅把一些傳統文化樣式、民間美術題材和表現形式直接搬到動畫當中，要經過動畫創作人員經過自己的創新思考，將傳統的藝術形式轉化為現代民眾能夠接受的形式加以表現。如果僅僅是照搬中國水墨畫、民間剪紙、皮影等具體藝術形象，將無法脫離這些藝術自身的功能特點，掉入模仿抄襲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從本土文化、民間文化中應該尋找那些民族風格鮮明，造型獨特，而又適應于動畫藝術表現的文化資源作為動畫素材加以利用。我國的傳統文化與國際化、現代化是不相違背的，關鍵在于創作者如何構思、如何運用。作為現代的國內動畫創作人員，應該注重審視中國本土藝術中最具表現力的造型語言，不論是傳統木板年畫，還是皮影、壁畫等藝術形式當中，都有動畫創作所需求的造型元素，但如何把這些豐富的形象具體化、個性化并加以綜合提煉，仍需要創作人員進行一個再創作的過程。其實美的本質是一致的，但美的形式卻是多樣的。這形式的多樣性是不同國家和民族由于自己對動畫的不同理解而發展的適合本民族的表現形式，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而對于中國動畫，照抄照搬不是辦法，重要的是在融會貫通之后，開創自己的民族風格，那樣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民族化是指動畫的精神內核，一定是反映中國人的價值觀念、風土人情、文化特色，沒有民族性便沒有個性與特色。
中國本土文化中包容著深厚的創作理念和創作形式，為我們今天的藝術創作行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也是很完整的參照。動畫不僅是一個影視形象，它可以通過一系列后續產品的衍生開發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對社會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發展民族化的創作道路，堅持從本土文化中發掘寶貴的資源，不僅是國產動畫的發展出路，更是宣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途徑。
現在，中國動畫的發展正走到了十字路口，曾經的輝煌固然令我們驕傲，但殘酷的現實還是逼迫我們進行思考和學習。我們的動畫民族化的路子走了幾十年，突然走不動了。于是就有人提議放棄民族化創作道路，發展國際化道路。目前中國動畫的“洋化”問題越來越嚴重，而且是內容題材和形象設計多方面的“洋化”。這種傾向的出發點也許是為了迎合現代觀眾的審美需求。但是一味的模仿別人也就意味著喪失了自己的特色，這樣制作出來的動畫片當然不會被認可。解決現代化問題不能否定民族化，民族的特質、民族的文化才是中國動畫創作的根基。中國高校動畫教育需要在將民族性作為其發展根基的同時，必須深入探索現代化改革，使民族的精神特質符合現代社會審美的需要，才能真正融合在現代化的語境中，培養出符合時代要求的動畫創作人才。任何藝術作品只有找到屬于自己的獨特個性之后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只有將民族的精神與時代的內涵相結合，在現代語境下探索展現民族特質的新道路，探索時代條件下民族新的動畫話語，實現新型數字技術與傳統民間文化相結合的動畫人才培養模式，中國動畫才能夠迎來振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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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彭玲.關于中國動畫文化發展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5,13(1).
關 鍵 詞：民間工藝 保護 開發 工藝精品
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特色民間工藝，就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重要地位。從這個角度上講，保護本土民間工藝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海南民間工藝不但歷史悠久，而且資源豐富,品種繁多，如：椰雕、貝雕、蝴蝶畫、工藝藤器、黎錦、苗繡等特色民間工藝品在國內外享有盛譽，是中華民族民間工藝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海南民間工藝的現狀令人擔憂
目前海南民間工藝的保護現狀令人擔憂，部分優秀民間工藝面臨失傳的境地。如黎錦,即海南黎族織錦的處境便如此。海南黎族的織錦工藝歷史上主要靠黎族的民間家庭織繡業維持，但是受現代工業以及消費觀念等因素的沖擊，黎族家庭織繡業基本絕跡。海南黎族內部有五個支系，各個支系的黎錦在編織工藝、穿戴、圖案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目前,除了相對發達地區支系的黎錦工藝得到較好保護和開發外，一些處于邊遠偏僻山區的支系的黎錦工藝，由于資金的緊缺和其他一些原因，隨著掌握古老織錦工藝的民間藝人相繼去世，而后繼無人,正面臨著失傳的危險。黎族織錦中的精華——龍被，因未能得到及時的搶救、保護和開發，其工藝已失傳近百年。樂東大安黎族民間剪紙至今已有近400年歷史。早在我國明代，當地黎族同胞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在漢族民間藝人的指導下，民間剪紙藝術得到良好發展并流傳開來。wWw.133229.Com這里的剪紙藝術自成一派，反映出黎族豐富的民俗文化：飛鳥走獸栩栩如生，春華秋實洋洋大觀，織筒、狩獵、種山蘭的幅幅畫面粗獷中見清秀。大安黎族民間剪紙以其清新、質樸、淳厚的山野風格，散發著獨特的藝術魅力。由于黎族沒有本民族文字，因而剪紙藝術在很大程度上凝結并記錄著黎族歷史文化的重要內容，對研究黎族的民俗民風、生產生活等，具有重要的價值，但現也瀕臨失傳……這種狀況引起了關注海南民間工藝人士們普遍擔憂。
二、保護和繼承海南民間工藝的建議
在傳統民間工藝的保護和繼承方面，我們面臨不少問題：有的民間工藝逐漸萎縮，甚至后繼乏人，面臨絕跡；現存的許多工藝產品制作粗糙、地方特色和時代感不夠鮮明，缺少創意；民間工藝品研究、創作、制作、營銷等方面還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還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的消費需求，等等。所有這些，都極大地影響了海南省民間工藝事業的健康發展。盡管有關部門為民間工藝的繼承保護和繁榮發展做了不少工作，但這件事本身就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工作，需要我們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筆者通過調研國內外先進地區民間工藝保護情況，借鑒成功的經驗，對海南民間工藝保護工作建議如下：
（1）成立民間工藝協會，發揮帶頭人作用。目前,各省幾乎都成立了工藝美術協會、工藝美術學會，發揮著政府和企業之間橋梁和紐帶的作用，熱忱為企業和行業服務，促進工藝美術行業的發展，繁榮工藝美術事業。協會開展對行業基本情況的調查，向政府部門提出制定行業規劃、經濟立法、經濟技術政策等方面的建議。協助制定行業標準，對行業檢測、標準、信息等工作參與業務指導；共同推動工藝美術行業的發展。協助政府有關部門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保護民間工藝的知識產權，為民間藝人的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幫助，通過合法渠道推廣應用實用技術，并保障他們通過技術有償服務取得合法收入。因此，筆者認為，海南應盡快成立工藝美術協會,開展工作。
其次，成立工藝美術研究指導機構，凡熱心幫助海南省發展工藝美術事業的學者、社會知名人士，聘請為專家組成員，為工藝美術事業出謀劃策。協會和學會要在政府的支持下，研究民間的現狀、問題和發展趨勢，探索民間商品化、市場化規律；積極進行民間工藝的研究開發、保護搶救工作，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
（2）制定適應海南省民間工藝的特點保護規劃。組織專業技術隊伍 到各少數民族市縣搜集、考證散落民間的傳統工藝品，將資料整理編印成書。開展對民間工藝美術現狀的普查工作，摸清家底。了解民間工藝創作和生產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對重要的民間工藝人才及作品建立檔案，建立起全面反映海南民間工藝基本面貌的檔案資料數據庫。按照“搶救、保護、整理、革新、生產、發展”的指導方針，用數年的時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民間工藝保護制度和體系，在全社會形成民間工藝的保護環境。要規劃建立一批民間工藝保護工作的有效載體，如民間藝術資料館、民間藝術研究機構、在學校開設民間工藝課程等，吸引社會大眾的參與，使海南省優秀的民間工藝得到有效保護。
（3）創建海南民間工藝文庫。對民間工藝分門別類進行實地調查和記錄整理，重要的可以用影視、錄像、攝影、錄音等手段如實記錄下來，為科學制定有關搶救保護措施提供真實的決策依據。同時在此基礎上有計劃地逐步系統出版《海南民間工藝圖錄》《海南民間工藝薈萃》《海南民間工藝大師》《海南民間工藝遺產名錄》等。通過現代科技手段將海南無形的、難以傳承的民間工藝變為有形和可看的圖片及錄像，匯編出版，從而創建成海南民間工藝寶庫，流傳下去，永久保護。
（4）培養民間工藝人才。民間工藝人才是特殊的人才群體，要針對他們成長的特點和規律，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要以宏觀指導、政策引導為主，科學制定民間工藝人才專業技術職稱評定辦法，有計劃地將民間工藝人員納入海南省人才的培養之列。要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對有突出貢獻的民間工藝人才，可以探索多種形式的表彰和獎勵，鼓勵他們創作更多的藝術精品，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尤其對身懷絕技的民間工藝大師，應列入各級政府保護名錄，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充分發揮他們創新發展民間工藝的才能，從而使優秀民間工藝借助產品的載體得以復活，并通過市場的平臺，流傳國內外，讓海南優秀的民間傳統工藝不斷發揚光大。
三、開發海南民間工藝的途徑
1.打造品牌民間工藝產品，弘揚本土民間文化。海南的工藝品很早就進入市場流通，有的已發展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但總體上產業規模還不大，有影響的品牌產品還很少。隨著科技的進步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展，市場經濟日趨成熟并且越來越呈現出個性化和規模化的特點。所有的營銷活動和市場價值都圍繞品牌展開，擁有品牌就擁有市場，就可以獲得最大的市場價值，市場已經進入了“品牌時代”。因此，在創新體制、機制和做大企業產品的同時，必須以市場為導向，研究開發出更多為當代顧客所喜歡的民間工藝品牌。海南工藝品創造品牌時，對目標市場必須進行細分，通過市場研究，確定品牌能夠進入目標市場的必要條件以及目標市場的需求性質、需求狀況，集中的消費群、潛在的需求和利潤增長的機會等。企業通過市場分析，找出品牌創造的基點和品牌發展的市場空間。
2.創作民間工藝精品，拓寬發展空間。在現代社會，傳統民間藝術受到多元工藝的沖擊，市場疲軟。但當今蜚聲海內外的女子十二樂坊，硬是通過藝術創新和現代包裝的手法，把原來不太景氣的中國傳統民樂的市場從亞洲擴大到歐洲和美洲去了。原生態的民族歌舞《云南映象》，在國內外市場已開始走紅。近年來，海南文藝工作者對黎族文化進行了成功的挖掘，創作的人偶劇《鹿回頭》、大型歌舞詩《達達瑟》在國內外引起轟動，足以證明精品文化藝術可以走出海南，走向世界。這些對海南的民間工藝的創作有所啟發,海南的民間工藝在國內外還是有一定市場的。如海口地區一家民間工藝品生產企業，特別注重傳統工藝繼承和發展的關系，在設計創作上下大力氣，不斷開發新產品，在質量上下工夫，生產精品，在包裝設計方面做文章，在實用性上動腦筋，逐步形成民間工藝制作生產、包裝運輸、展覽銷售一條龍的工藝產業格局。他們近期用椰殼開發出有現代感藝術品位的裝飾板、椰飾品、椰雕家具，在市場上很受歡迎，產品出口國外市場。由此可見，只要結合現代時尚，創作精品，海南的民間工藝就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3.以旅游為載體，開發民間工藝新產品。海南是旅游大省，旅游度假勝地已經形成。2007年，全省接待旅游過夜人數1845.51萬人次，這為海南旅游工藝品的設計、開發奠定了廣闊的市場空間。筆者考查在三亞南山文化旅游區，有幾十家紀念品商店及商品一條街。 南山旅游紀念品品種繁多、形色多樣。其中有金、銀、玉、貝和木制的，琳瑯滿目地陳列在專賣店內，使人目不暇接。這些民俗小工藝品在經過工藝師的創意生產、精心加工之后，每件都成了高雅的精品，形成了具有南山標志性和民族特色的工藝品，受到許多國內外游客和名人雅士的鐘愛，銷售量很大。因此要加大旅游工藝品市場開發的力度，可考慮策劃將產品有市場前景的小工廠改造成較為現代的企業，適當武裝先進設備。用新技術、新材料，創新設計生產出大批民族服裝、織錦、壁掛和旅游紀念品等,擴充和提升旅游產品，加快民間工藝企業規模化發展。
結語
海南作為旅游大省，有著其深厚的工藝底蘊，這片土地也因此更顯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和特有的工藝品位。加強海南民間工藝的保護與開發，既是對民族民間工藝的傳承與發展，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以傳統工藝為基礎，努力發掘民間資源，大力發展民間工藝，振興民間工藝，改善旅游環境，增強工藝氛圍，推動旅游產業開發與地方經濟的同步發展，將民間工藝打造成海南最亮麗的“文化名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關鍵詞價值判斷，實體性論證規則，平等原則，私法自治原則
我們身處的，是一個確定性喪失的時代，也是一個人們轉而尋求相互理解并力圖達成共識的時代。——作者題記
問題與方法
民法問題是民法學問題的核心[1]，價值判斷問題是民法問題的核心[2].作為社會治理的工具，民法就是通過對特定類型沖突的利益關系設置相應的協調規則，來維護社會秩序的和諧。所謂“特定類型沖突的利益關系”，首先是指民事主體與民事主體之間沖突的利益關系；其次，是指民事主體的利益與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關系。作為私法核心的民法，雖不承擔著積極推動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實現的使命，但仍須發揮消極地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功能，即要著力避免民事主體的利益安排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因此，民法也需要對這種類型沖突的利益關系設置相應的協調規則。民法依據特定的價值取向對上述沖突的利益關系作出取舍，或安排利益實現的先后序位的過程，就是一個作出價值判斷的過程。民法學者在學術實踐中關注和討論的問題大多與此有關。
在價值取向單一的社會，面對價值判斷問題，討論者“心有靈犀”，極易達成共識。但在價值取向多元的社會里，討論者由于社會閱歷、教育背景以及個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價值取向，討論價值判斷問題難免“眾口難調”，價值判斷問題就成了困擾人類智慧的難解之題。討論者面對無窮追問，難免流于如下三種命運：一是無窮地遞歸，以至于無法確立任何討論的根基；二是在相互支持的論點之間進行循環論證；三是在某個主觀選擇的點上斷然終止討論過程，例如通過宗教信條、政治意識形態或其他方式的“教義”來結束論證的鏈條。[3]正因如此，分析哲學家干脆否認價值判斷問題可以成為理性討論的對象。他們認為“只表達價值判斷的句子沒有陳述任何東西，它們是純粹的情感表達。”[4]所以“倫理是不可說的。倫理是超驗的。”[5]而“對于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6]
問題是，民法作為通過規則治理社會的關鍵一環，承擔著說服民眾接受規則治理的使命。以民法學研究為業的人，也就無法如哲學家般的 “超凡脫俗”。民法學者必須要在進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回答現實生活中形形的價值判斷問題，為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提供借鑒。民法學者如何完成這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換言之，民法學者如何能夠運用理性來討論價值判斷問題，以避免現實主義法學家羅斯（Alf Ross）不留情面的嘲諷——“祈求正義就象嘭嘭地敲擊桌面一樣，是一種試圖把自己的要求變成先決條件的情感表達方式。” [7]？
建立在現代邏輯、語言哲學、語用學和對話理論基礎上，并吸收了道德論證理論成果的法律論證理論[8]，嘗試著提出了討論價值判斷問題的可行方法：即討論者只要遵循特定的論證規則和論證形式，其得出的結論就可以作為符合正確性要求的結論。換言之，法律論證理論力圖通過程序性的技術（論證的規則和形式）來為正確性要求提供某種理性的基礎。[9]法律論證理論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西（Robert Alexy）就認為，理性不應等同于百分之百的確實性，只要遵守了一定的討論（論辯）規則和形式，那么規范性命題就可以按照理性的方式來加以證立，討論的結論就可以稱為理性的結論。[10]這一思路當然可以用于討論民法中的價值判斷問題。但法律論證理論能否足以解決前面提出的問題？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德國法律詮釋學的代表人物考夫曼（Arthur kaufmann）針對法律論證理論所提出的批評那樣，法律論證理論在哲學立場上幾乎全以分析哲學為背景，分析哲學的缺陷自然也就成為了法律論證理論的缺陷，因此該理論只能以語義學的規則來討論價值判斷問題。[11]這一批評確屬的論。盡管阿列克西并未忽視討論者的“先入之見”，而是一再強調“法律論證理論是在一系列受限的條件下進行的。在這一點上，特別應當指出它須受制定法的約束，它必須尊重判例，它受制于由制度化推動的法學所闡釋的教義學，以及它必須受訴訟制度的限制。”[12] “談話者最初既定的規范性確信、愿望、需求解釋以及經驗性信息構成了論證的出發點。”[13]但他卻基于這樣的理由，即“截然不同的規范性確信、愿望和需求解釋均有可能作為出發點”[14]，從而放棄了對于討論者“先入之見”的必要分析和考察。恰是這一點，使得法律論證理論無法圓滿回答本文提出的問題。[15]因為確定討論者在進入論證程序時共同的“先入之見”——即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對于民法學者討論價值判斷問題至為重要。離開了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民法學者就無以達成相互理解，也更談不上在具體的價值判斷問題上形成共識。我國民法學的學術實踐也為這一論斷提供了支持。
實際上，民法學者討論價值判斷問題，總是在特定的法治背景下展開的，而非“無底棋盤上的游戲”。民法學者總可以在特定的法治背景中尋找到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作為共同的“先入之見”，供作其討論價值判斷問題的學術平臺。這一點，在民法學者從解釋論的角度出發討論價值判斷問題時，表現地尤為明顯。從解釋論角度出發進行的討論，須以現行的實定法為背景展開，討論者必須尊重立法者體現在實定法中的價值取向。即使針對某項法律規范涉及的具體價值判斷問題，討論者可能會就立法者究竟在該法律規范中表達了何種價值取向產生爭議，但他們至少可以在法律認可的基本原則的層面上達成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以此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平臺。[16]如果民法學者從立法論的角度出發討論價值判斷問題，因無須考慮立法者業已在實定法中表達的價值取向，表面上看，在討論者之間似乎無法形成價值共識。但學術實踐的經驗卻告訴我們，討論者總可以在某個抽象的層面上達成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我國民法學的學術實踐就證明了這一點：即使是從立法論角度出發討論價值判斷問題，討論者也總可以在民法基本原則的層面上形成價值共識。這其實就印證了羅爾斯（John Rawls）極具洞見的一席話“當人們對具有較低普遍性認識的原則失去共識時，抽象化就是一種繼續公共討論的方式。我們應當認識到，沖突愈深，抽象化的層次就應當愈高；我們必須通過提升抽象化的層次，來獲得一種對于沖突根源的清晰而完整的認識。”[17]以該認識為前提，民法學者運用理性討論價值判斷問題的可行途徑，可以在最低限度上表述為：以討論者關于民法基本原則的價值共識為前提，確立相應的實體性論證規則，經由理性的討論，尋求相互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盡量就具體的價值判斷問題達成新的價值共識。
本文就力圖從民法的基本原則出發，提出民法學者討論價值判斷問題的兩項實體性論證規則，并闡明與其相對應的論證負擔規則。這里所謂實體性論證規則，不同于法律論證理論中作為程序性技術的論證規則，而是以民法學者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為內容的論證規則。筆者深信，討論者若以實體性的論證規則為前提，遵循作為程序性技術的論證規則和形式，運用妥當的論證方法[18]，必會達致相互理解，進而為形成新的價值共識開辟可能。
兩項實體性論證規則
（一）在沒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應當堅持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
第一項實體性論證規則與作為民法基本原則的平等原則有關。所謂平等原則，也稱為法律地位平等原則。我國《民法通則》第3條明文規定：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原則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關系的本質特征，是民事法律關系區別于其他法律關系的主要標志。在民法諸基本原則中，平等原則是民法的基礎原則，也是私法自治原則的邏輯前提。離開民事主體之間普遍平等的假定，民法就喪失了存在的根基[19]，也就無從談及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則。
平等原則首先體現為一項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的準則，即立法者和裁判者對于民事主體應平等對待。這是分配正義的要求，因為正義一詞的核心語義是公平，即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同時，“政治立法者所通過的規范、法官所承認的法律，是通過這樣一個事實來證明其合理性的：法律的承受者是被當作一個法律主體共同體的自由和平等的成員來對待的，簡言之：在保護權利主體人格完整性的同時，對他們加以平等對待。”[20]
如前所述，民法作為一種組織社會的工具，是通過對沖突的利益關系設置相應的協調規則，來實現自身調控社會關系的功能。而在分配利益和負擔的語境中可以有兩種意義上的平等對待：一種是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它要求每一個人都被視為‘同樣的人’，使每一個參與分配的人都能夠在利益或負擔方面分得平等的‘份額’，因此要盡可能地避免對人群加以分類。另一種是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它要求按照一定的標準對人群進行分類，被歸入同一類別或范疇的人才應當得到平等的‘份額’。因此，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既意味著平等對待，也意味著差別對待――同樣的情況同樣對待，不同的情況不同對待。[21]
近代民法[22]相對重視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因此平等原則主要體現為民事主體民事權利能力的平等，即民事主體作為民法“人”的抽象的人格平等。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一切自然人，無論國籍、年齡、性別、職業；一切經濟組織，無論中小企業還是大企業，都是民法上的“人”，都具有平等的權利能力。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勞動者、雇主、消費者、經營者等具體類型，也都在民法上被抽象為“人”，同樣具有民法上平等的人格。[23]正是借助這一點，民事立法實現了從身份立法到行為立法的轉變。即從按社會成員的不同身份賦予不同權利的立法，轉變為不問社會成員的身份如何，對同樣行為賦予同樣法律效果的立法。[24]也正是借助這一點，民法才可以通過成文法的方式，采用高度精粹、技術性的語言，抽離于各種社會的生活條件和世界觀，顯示出了驚人的超越體制特質。[25]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近代民法建立在對當時社會生活作出的兩個基本判斷之上。這兩個基本判斷，是近代民法制度、理論的基石。第一個基本判斷，是平等性。在當時不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小業主、小作坊主。這些主體，在經濟實力上相差無幾，一般不具有顯著的優越地位。因此立法者對當時的社會生活作出了民事主體具有平等性的基本判斷。第二個基本判斷，是互換性。所謂互換性，是指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頻繁地互換其位置。這樣，即使平等性的基本判斷存有不足，也會因互換性的存在而得到彌補。[26]在這種意義上，互換性從屬于平等性。正是這兩項基本判斷，為民事主體之間普遍平等的假定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也為近代民法堅持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提供了正當性。當然，近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則也非常有限地包括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主要體現為根據自然人的年齡、智力和精神健康狀況，區分自然人的行為能力狀況，并分別設置不同的法律規則等。
現代民法與近代民法不同。現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則在側重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的同時，更加重視兼顧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從19世紀末開始，人類社會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作為近代民法基礎的兩個基本判斷受到了挑戰，出現了某些社會群體之間的分化和對立：其一是企業主與勞動者之間的分化和對立；其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分化和對立，勞動者和消費者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弱者。[27]面對企業主與勞動者、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分化和對立，民事主體之間普遍平等的假定也受到了挑戰。僅僅堅持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單純強調民事主體抽象的人格平等，已經無法在特定的領域內維持社會的和平。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日漸受到重視。具體表現為在生活消費領域內，將民事主體區分為經營者和消費者；在生產經營領域內，將民事主體區分為雇主和勞動者，分別設置相應的法律規則，側重對消費者和勞動者利益的保護。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中規定的平等原則，即屬于現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則。它既堅持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強調民事主體抽象的人格平等；又在特定的領域內兼顧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在我國就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勞動法》，著重保護消費者和勞動者的利益。
應該說，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是民法得以存續的基石，離開民事主體之間普遍平等的假定，不僅使私法自治原則喪失了存在的前提，民法也喪失了存在的正當性；離開民事主體之間普遍平等的假定，民法采用成文法的方式來實現調控社會生活的目標也就無所依憑。在這種意義上，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構成了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的例外。只要民法尚未喪失其調控社會生活的正當性，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就永遠只能作為例外而存在。這種意義上的平等原則，包含著民法上價值判斷問題的一項實體性論證規則：在沒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應當堅持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該規則對應著一項論證負擔規則：即主張采用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來回答特定價值判斷問題的討論者，必須承擔論證責任，舉證證明存在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需要在特定價值判斷問題上采用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否則，其主張就不能被證立。這就意味著，面對特定價值判斷問題，主張弱式意義上平等對待的討論者不僅需要積極地論證存在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無須貫徹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還需要通過論證，有效反駁主張強式意義上平等對待的討論者提出的所有理由。而堅持強式意義上平等對待的討論者，則只須通過論證，有效反駁主張弱式意義上平等對待的討論者提出的理由即可。
按照論證負擔規則承擔論證責任的討論者提出的理由，需要兼具實質上的正當性和形式上的正當性，方可構成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所謂實質上的正當性，是指承擔論證責任的討論者必須能夠證明，如果不采用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會導致處于分化和對立狀態中的社會群體利益關系嚴重失衡，以至身處弱勢地位的一方無法自由地表達意志，從而使得建立在民事主體普遍平等假定之上的私法自治原則無法發揮作用。所謂形式上的正當性，是指承擔論證責任的討論者確實能夠證明，采用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符合體系強制的要求，[28]因此并不違背類似問題應該得到類似處理的法治原則。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頒行以后，圍繞該法第52條第1項和第2項[29]中所稱的“國家利益”是否包括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理論界和實務界（改：民法學界）存在有較大的意見分歧。由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將決定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從事的相應合同行為究竟是絕對無效還是可變更、可撤銷[30]，從而直接影響到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安排，所以這是個典型的價值判斷問題。筆者擬借助這一問題來展示前述論證規則的運用。
對這一問題，民法學界存在有兩種截然對立的意見：一種觀點主張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就是國家利益[31].《合同法》應對市場主體進行類型的區分――即將市場主體區分為作為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市場主體和其他類型的市場主體，分別設置不同的法律規則；另一種觀點則堅持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國家利益[32]，因此不應對市場主體進行類型的區分，分別設置不同的法律規則。不難看出，面對同一個價值判斷問題，兩種對立的觀點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平等觀：前者主張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后者則堅持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依據前述的論證規則及其派生的論證負擔規則，主張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屬于國家利益的討論者，應該承擔相應的論證責任。他們不但要證明存在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必須采用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還要對主張強式意義上平等對待的討論者提出的所有理由都進行有效反駁。
在討論的過程中，主張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屬于國家利益的討論者提出，將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從國家利益中排除出去，從而使相應的合同行為從絕對無效變為可變更、可撤銷，如果國有企業的管理者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管理者不負責任，不行使變更或撤銷合同的權利，豈不是放任了國有財產的流失？[33]這一理由是討論者從邏輯推理的角度提出的，其有效性取決于對如下事實判斷問題的回答：即是否有實際的證據證明承認（或否認）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屬于國家利益，就阻止了（或放任了）國有財產的流失。如果主張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屬于國家利益的討論者不能夠提出實際的證據證明其理由，該理由就建立在一個虛假的命題之上，不能發揮論證的效用。實際上，直到今日，我們也未能看到這樣的證據。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主張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國家利益的討論者倒是提出了不少有力的論據，支持在這一價值判斷問題上貫徹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主要包括：
第一，認定合同絕對無效與認定合同可變更、可撤銷最大的區別在于：認定合同絕對無效，意味著動用國家的公權力，對市場交易關系進行直接干預，絕對否定當事人之間合同約定的效力，不允許合同發生當事人預期的法律效果。因此，凡是在認定合同絕對無效的地方，就不存在合同自由原則的貫徹和體現；認定合同可變更、可撤銷，則給合同當事人留有較為充分的自主決定余地。因意思表示不自由或意思表示存在錯誤而處于不利交易地位的當事人，既可選擇行使撤銷權消滅合同的效力，也可選擇行使變更權調整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國家公權力并不直接介入到市場交易中間去。以這種認識為前提，認定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屬于國家利益就存在以下問題：首先，迄今為止，我國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有一條主線，就是對國有企業要放權讓利，讓其成為合格的市場主體。在這種意義上，讓國有企業享有充分的市場自主權，可謂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核心的內容之一。如果說國家利益包括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等于是在市場交易的很多情況下，用國家公權力的決定代替了作為市場主體的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自主決定，這和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相背離的。其次，在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因對方當事人實施了欺詐、脅迫行為，從而處于不利交易地位時，如果只需變更合同，就既能實現交易目的，又可以通過利益關系的調整避免自身遭受的損害時，認定其利益屬于國家利益，導致上述合同絕對無效，會在實踐中導致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喪失靈活調整利益關系的可能，從而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與實現國有財產增值保值的初衷背道而馳。
第二，如果認為國家利益包括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法官會在審判實踐中面對一個難：一個國家控股60％的公司和其他市場主體之間訂立合同，這個合同的對方當事人實施了欺詐或者脅迫行為，損害了這家國家控股公司的利益，法官如何去認定合同的效力？是認定整個合同絕對無效？還是國家控股60％，因此這個合同的60％是絕對無效的，剩下的40％按照《合同法》第54條的規定是可變更、可撤銷的？如果說整個合同都認定是絕對無效的，公司其余40％的股份可能是由自然人或者民營企業控制，那么憑什么按照有關保護國家利益的法律規則，把這些股份對應的那一部分合同行為也認定為絕對無效？如果說合同的60％絕對無效，40％是可變更、可撤銷的，就會出現同一個合同行為由于同一個原因一部分絕對無效，一部分可變更、可撤銷這種難以想像的局面。同樣，如果一方實施欺詐、脅迫行為，損害國家控股、參股公司利益時，不作絕對無效處理，僅將損害國有獨資公司等國有企業利益的合同作絕對無效處理，這又不符合體系強制的要求，違反了類似問題類似處理的法治原則，與建立法治社會的理想背道而馳。
第三，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背景下，堅持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強調對所有的市場主體一體對待，不作類型區分，既是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要求，也是我國政府的鄭重承諾。認定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屬于國家利益，采用與其他市場主體不同的法律調整規則，明顯不妥。
時至今日，堅持弱式意義上平等對待的討論者，既不能證明存在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要求在這一特定價值判斷問題上無須貫徹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又無法在論證的過程中對主張貫徹強式意義上平等對待的討論者提出的理由進行有效反駁，其觀點就沒有被證立。我們籍此可以得出結論：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國家利益。
（二）在沒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理由的情況下，不得主張限制民事主體的自由。
第二項實體性論證規則與私法自治原則有關。私法自治原則，又稱意思自治原則，是指法律確認民事主體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進行民事活動的基本準則。基于私法自治原則，法律制度賦予并且保障每個民事主體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圍內，通過民事行為，特別是合同行為來調整相互之間關系的可能性。私法自治原則的核心是確認并保障民事主體的自由，它要求“個人應享有相對于法律可能性和事實可能性的最高程度的自由來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34]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原則。該條規定即是對于私法自治原則的確認。[35]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生態倫理
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是以言語為基本符號，以社會語境為中介，通過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而得以成全的話語系統，是一種社會權利關系纏繞的意識形態形式。哲學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飛速運轉，生產力的高度解放、發展，現代科技的快速升級換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以及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對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族親”意識正日趨消減。這種消減首先表現為現代文明進程中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類對自然界產生敬畏的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理性色彩的日趨加強，許多原來不可知的現象得到了自然科學的解釋，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葉廣苓《長蟲二顫》中，在顫坪調研的中醫學院教師王安全，用中醫學的知識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蠱的傳說，消解了山間巫蠱之術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撲朔迷離的野性背景，在二福從楊陵農學院獲得生物學知識后被終結，‘豹和犬是兩個科目，受基因限制，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雜交成果，黑子……沒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學話語的傳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這種削減也表現為，市場經濟不斷壯大中商業話語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命“族親”意識的淡漠。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族親”意識已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金錢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出于金錢的考慮，利益誘惑產生了人對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理直氣壯無所顧及的掠奪：“籠里的猴對村民來說都是錢，活的錢”（《猴子村長》）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質利益計算，使村民對猴群進行了滅絕式捕殺。在商業話語系統中“錢”成為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人與大自然、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族親”之愛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隨著現代文明而出現的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商業話語使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族親”之愛消解了。然而，與現代文明的科學性、商業性相比，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系統中保留了較強的生態倫理意義，處理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一倫理體系的核心是人對自然及非人類生命的敬畏，以及“族親”之愛。
少數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廣西、內蒙、新疆等邊緣地區，由于地勢原因經常處于青山、綠水、奇花、異草、野生動物等的環圍之中，因而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以及圍繞著它們展開的故事較多，基本上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集中都有關于動植物的描寫。仔細分析這些少數民族民間動植物故事，發現它們都摹寫出了人與自然、人類對其他非人類生命真誠相待的友愛圖景，這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來進行呈現：一是正面書寫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樸對動物的友愛。如錫伯族民間故事《黃狗小巴兒》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黃狗小巴兒，在被嫂子趕出家門后仍和小巴兒相依相靠和諧生活，在黃狗小巴兒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將其安葬，經常上墳探望，表現出一份“族親”之愛。與此相類的故事還有錫伯族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滿族民間故事《扇子參》等。二是側面烘托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之情。如錫伯族民間故事《狗和人是怎樣交朋友》狗在分別與野兔、狼、熊的相處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聲而被排擠，幾經選擇、幾經對比，最后轉向人類，人類沒有排擠它反而視它為朋友。在選擇與對比中，側面表現出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另外，錫伯族民間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瑤族民間故事《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樣的形式側面表現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
與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相聯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動物對人的友愛的回報。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過動物對人善行報答的形式，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主題，研究者將這一形式通稱為“動物報恩型”模式。如滿族民間故事《達布蘇與梅花鹿姑娘》通過達布蘇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為一美麗姑娘與之成親的故事，表現出了人對動物友愛，動物對人進行善報的主題。在這里報恩的動物不僅限于溫順的鹿、蛙、兔等，甚至兇猛的動物也懂得報滴水之恩。當然，與之相反也有表現惡有惡報主題的作品，如滿族民間故事《薩滿捉參》中薩滿捉參的結果就是被海浪卷進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頭他訥、他瑪捉棒槌精吃以求長生不老的結果便是被打個頭破血流。特定空間的倫理取向的提煉與凈化，顯現了話語系統中的生態倫理色彩。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中人對動物的友善以及“動物報恩型”的模式都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深深的“族親”之愛，體現了強烈的生態倫理意義。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保留的許多自然景觀的由來、形成背景也顯現了一種生態倫理意義。滿族民間故事中的風物傳說《湯池的來歷》，孝敬公婆的媳婦用手捧著火柴燒熱了結冰的水泡子，從而化作驅病除邪的湯池；《紅羅女》，美麗正直的紅羅女把昏憒的皇帝捉弄的丑態百出，最后幻演成鏡泊湖景觀之一。這些故事中演繹自然景觀的由來是跟人類的善行、善德聯系在一起的，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
少數民族話語系統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了生態倫理意義，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非人類生命和諧、平等、共存的愿望。這不僅為近年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飛速運轉帶來的日趨嚴峻的生態問題而產生的像于堅、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的生態創作，以及由之興起的生態環境美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暗示出現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的沖擊與破壞，并隨之衍生出了更為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體系，即在“現代”與“傳統”，“原始”與“文明”之間文學該如何為自己尋求合適和合理的支點。“現代”“文明”的進程在理論上本應是促進文學不斷進步的動力，然而文學的發展似乎并不與文明的進化相符相成。伴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而文學一直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它們是文學得以生存的不竭動力。回顧百年文學，上世紀處以來，中國文學以不斷書寫對人的價值和權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隨著“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們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對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實現了生態倫理與人文精神的對接，是人文精神發展至生態倫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由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類，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論內涵。我們在談論保持人類尊嚴的時候，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發展，保持人對動物的尊重，是保持人類尊嚴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科學”“文明”和“民主”一樣，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著激動人心的光華。現代科技在帶來舒適、方便和快捷的同時，漸漸也顯示了它在賦予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而如何評價現代科技為文學敘事的一個重要維度。理性考究，其實現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備善惡品質，區別在于如何使用，而關鍵點還在操控它的人類。我們在接受現代科技的同時，也要尊重傳統的生態倫理；破除封建傳說的同時，也要尊重其蘊含的生態倫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話語生態的重建來達到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的目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這種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為文學處理現代與傳統、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關系體系，尋求到了合適合理的平衡點。中國文學的敘事書寫既可以從中獲取一套生態話語系統，同時也能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合理評價來搭建保護自然生態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少數民族文學給予中國文學予重大的啟示。 轉貼于
參考文獻
[1]李玫.空間生態倫理意義與話語形態[J].民族文學研究，2007，（4）.
[2]烏丙安，李文剛，俞智生，金天一.滿族民間故事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