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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第八卷中的表8-2計算得
5根據《中國2012年人口普查資料》“全部數據表”中的表5-5計算得
6 中國日報網，財經頻道
7閻春寧，祝羅驍，張翔，張偉，上海市居民以房養老意愿研究，《價值工程》，2011年第一期
8p，中國養老金網，《上海城鄉居民養老意向調查報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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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柴效武.反向抵押貸款在我國開辦的迫切性和可行性的評析[J].城市，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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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面“二孩”政策；利與弊；人口老齡化；性別比失衡
一、引言
人口政策是關系國家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方方面面的大事。我們一直認為我國人口基數大、增長快。但如今，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人口走向負增長、生育率水平偏低、年齡結構不合理、老齡化速度加快等等，這些問題給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阻礙。全面“二孩”政策應運而生。政策一出臺，便成為了大家熱議的話題。
二、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提出的背景
我國實行計劃生育將近40年，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改革開放，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中國人口增長的軌道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是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降低了人民的生育水平，而隨著醫療水平的發展進步，死亡率也在降低，因此就出現了低出生、低死亡的現象；另一方面，人口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因為生育水平下降，少年兒童人口在整個人口中間所占的比例下降。老年人，過去是高出生，累積了很多人口，老年人口在整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便加劇了人口老齡化。
基于我國人口結構現狀，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政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三、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具體原因
首先，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趨勢明顯。根據數據可知，從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我國人口出生率有一個大幅度的下降，從1990年的21.06‰下降到2015年的12.07‰，這是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出臺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一胎政策雖然有效地控制了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但在長期執行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一方面，一胎政策使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越發嚴重。運用年齡組分組法將不同年齡人口分為三組：少年兒童（0-14歲）、成年人口（15-64歲）、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分析年齡組人口構成。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一般性劃分標準如表1：
而根據《2016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可得，2015年我老年人口系數是10.47%，少年人口系數是16.52%，老少比是63.33%，年齡中位數是37歲。將所得數據與表1對照，四項指標都對應年老型的人口年齡結構類型。所以，2015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為年老型。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一個嚴峻的事實。
另一方面，一胎政策是出生性別比失衡的一大誘因。新生男女嬰兒比例不均的主要原因是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在農村，觀念中還是更偏向于生男孩。這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首先，是傳宗接待的問題，每家每戶都要生男孩來延續香火，這種傳統觀念左右了人們的生育意愿，導致了新生男嬰比例的上升。其次，是農業生產方式的需要。我國機械化生產水平不高，導致農村生產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對男孩的需求意愿更強。最后，則是養兒防老，目前農村多數老人仍需要依靠兒子的贍養安度晚年，出于對自己老年生活的考慮而產生生男孩的想法。久而久之，男女比例失衡的現象越來越明顯。
此外，一胎政策也造成了我國勞動力的短缺。持續的低生育率已經產生了“青年赤字”，中國人力資源相對充足的優勢已不再明顯，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
為了緩解一胎政策長期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性別比例失衡等問題，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應運而生。
四、全面“二孩”政策利在何處
首先，“二孩”政策的實施有助于生育率水平的提高。而這些新生兒在未來都會長大成為勞動力，也可以緩解“青年赤字”。同時，實施“二孩”政策也可以減小子女贍養老人的壓力。實施獨生子女政策時，一對年輕人要照顧雙方的父母，甚至還需要照顧更年長的長輩。雖說中華美德以孝為先，但子女很難做到忠孝兩全，在工作事業發展的過程中，既要照顧父母，又要兼顧工作，難免有時會力不從心。如果每個家庭都有兩個孩子，就可以一起分擔照顧老人的壓力。此外，“二孩”政策也會減少父母對獨生子女嬌生慣養的溺愛現象，兩個孩子一起成長也會減少孤獨感，有助于優良品德的塑造。
其次，“二孩”政策”能緩解人口老齡化加速，會減輕衛生醫療和養老金制度的壓力。2014年中國人口有兩個重大變化：一個是全國出生性別比“斷崖式”降落；另一個是出生人口數量“跳躍式”上升。適度放寬生育政策，可以減緩人口老齡化進程、降低人口老齡化水平。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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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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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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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人口，不論是否實行計劃生育，都或遲或早會經歷人口再生產類型的兩次轉變：第一次人口轉變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第二次人口轉變是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
在第二次人口轉變過程中，在出生率下降的初期，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齡化速度。這樣，會形成一個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都比較低的局面，并會持續幾十年時間。總人口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即勞動力人口多，老人與兒童少，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也稱為“人口紅利期”。
國家總撫養比是指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在人口學上，一般把總撫養比小于50%的時期稱為人口紅利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
任何一個經歷過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這樣一種“人口紅利”。但較早實現人口轉變的歐洲國家，人口轉變因經歷時間較長，因而“人口紅利”效應并不明顯，例如，丹麥的人口轉變始于1780年，到1930年，人口才達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而新興工業化國家由于人口轉變的歷程較短，往往只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轉變歷程，“人口紅利”效應才引起人們的關注。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從1950年至2050年這100年間，總撫養比為先升后降再上升。1950年的總撫養比為61%，然后逐漸上升，至1970年的總撫養比達到最高點79%，然后逐漸下降。到1990年，總撫養比降到50%，人口機會窗口開始打開。到2010年，總撫養比降到最低點40%。此后，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總撫養比將停止下降轉而開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總撫養比回升到50%，人口機會窗口開始關閉。可見，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到2030年，持續時間為40年。到204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將上升到與1950年時一樣，為61%。
人口紅利的是與非
然而，能不能說總撫養比小于50%的時期就一定是人口紅利期？筆者認為，不能一概而論。
其一，由于撫養老年人與撫養兒童所需的社會資源不同，負擔也大不相同。各國研究結果都得到相類似的結論：撫養一個老人的費用，相當于撫養2―3個兒童的費用（取其平均數為2.5個兒童）。為了比較撫養負擔，我們可以把老年撫養比換算成少兒撫養比，即把老年撫養比乘以2.5這個系數，就得到少兒撫養比的負擔。舉例來說：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為40%，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各占20%，那么我們可以換算為：20%+20%X2.5=70%，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總撫養比相當于70%的少兒撫養比。
因此，一個總撫養比為40%的國家，可能比總撫養比為50%的國家的撫養負擔更重。舉例來說：A國少兒撫養比為10%，老年撫養比為30%，總撫養比為40%，相當于10%+30% X2.5=85%少兒撫養比；B國少兒撫養比為40%，老年撫養比為10%，總撫養比為50%，相當于40%+10% X2.5=65%少兒撫養比。
從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B國的總撫養比雖然高于A國，但B國的實際撫養負擔比A國輕。1950年和204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雖然都是61%，但實際撫養負擔有很大區別，因為1950年的撫養負擔以少兒撫養比為主，而2040年的撫養負擔以老年撫養比為主。
可見，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雖然高于50%，但如果老齡化程度很低，也可以說處于人口紅利期。例如，雖然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是從1990年才開始，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老齡化程度只有5%左右，因此仍可以說那時中國處于人口紅利期，經濟也快速發展。從那時起中國開始進入“人口紅利”階段，表現為：一是勞動人口比例不斷上升；二是撫養系數比例迅速下降；三是家庭人口規模減少，家庭戶數大幅度增加；四是總人口就業率和家庭就業面提高，促進了人均收入增長。
另一方面，一個國家的總撫養比雖然低于50%，但如果主要由老年撫養比組成，也不一定處于人口紅利期。例如，雖然到2030年，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才關閉，但到本世紀20年代，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很高，已不能說中國仍處于人口紅利期了。2015年前后是中國“人口紅利”階段的轉折點。此后，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人口老齡化加速將給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其二，人口學角度提出的撫養比是理論撫養比，而不是實際撫養比。實際撫養比應是非就業人口與就業人口之比。如果失業率過高，勞動年齡人口不能充分就業，那么勞動年齡人口與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一樣都是被撫養人口。人口紅利的收獲不僅需要有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人口，而且需要為這樣一支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還要將已經收獲的人口紅利投資于人力資源的積累和開發。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為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2009年，全國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總數約為1200萬個。從勞動力供給看，2009年城鎮新增勞動力資源超過13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610萬人、城鎮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360萬人、未能升學的城鎮初高中畢業生280萬人、需在城鎮安置工作的復員轉業軍人50萬人。同時，全國還有上年結轉的登記失業人員800多萬人、“農轉非”200萬人、企業下崗需要轉崗就業等人員100多萬人。全年需要就業的人員總數達2400多萬人。總體看來，2009年勞動力供求缺口達1200萬人。綜合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就業形勢更加嚴峻。這意味著相當大的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實際上成為被撫養人口。
人口紅利的利與弊
一個國家處于人口紅利期間，其人口有如下三個特征為發展提供機遇：一是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且勞動力價格低廉，從而使得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擁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二是由于勞動力人口結構較年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會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于人口老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
人口學家經過計算認為，在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一個單位，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年至2000年，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了20.1％，帶來經濟增長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長速度在8.6％左右，相當于人口轉變對人均GDP增長貢獻在26.8％，即四分之一強。
然而，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率而獲得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也會帶來不利的影響：第一，少兒人口減少，從而減少了內需，而內需不足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阻力。中國生產的產品大多是普通消費品，是需要絕對數量的人口來消費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10歲―14歲的人口有12539萬，5歲―9歲的人口有9015萬，0歲―4歲的人口只有6897萬，下降速度極為迅速。少兒人口減少，也是中國市場內需嚴重萎縮的原因之一。
第二，由于需要撫養的孩子少了，父母有更多的時間參加工作，婦女勞動參與率過高，造成就業壓力增大。生育率下降過快，少兒撫養過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過大，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沒能充分就業，一部分人口紅利被浪費掉了。
第三，人為地降低生育率，會加劇將來的老齡化問題，而嚴重的老齡化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步喪失導致經濟減速，是亞洲四小龍和歐美發達國家曾經都經歷過的發展過程。經濟學模型顯示，老齡化比重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收入增長幅度可能會下降0.115個百分點。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認為：中國自1973年全面推行計劃生育以來，生育率迅速下降，導致人口撫養比下降1/3，比其他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提前半個多世紀跨入低生育水平 國家行列，為中國經濟增長創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期。但實際上，由于實行計劃生育，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也就是“未富先老”。通過計劃生育實現的“急剎車”式的人口轉變，為我國創造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到2030年，只有短短的40年，而發達國家一般在80年以上。在獲取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的同時，我們必須承擔人口老齡化提前和急速到來的后果。今天的人口紅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負債，加速到來必然也將加快其結束。
人口紅利其實是一種“透支消費”。一個人的收入與支出相平衡，就不會有透支消費。一個國家的平均每對夫婦生2.1個孩子，就達到了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如果生育率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一種“透支消費”，也稱為“寅吃卯糧”。現在只生一個孩子，做父母的比較輕松，因為節省了撫養孩子的費用和精力，這可看作是對未來的一種透支或預支。透支消費在未來是需要連本帶息償還的，其結果必然是加重了未來人口的負擔，透支未來的可發展潛力。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訝絲詰睦夏耆絲諍臀闖贍耆絲冢??叩母旱J肭崾脛兀?荒苛巳弧5?綣?頤強悸塹秸飭礁霾煌?炅渥櫚牟煌?納緇峋?錳卣鰨?頤薔突岱⑾鄭?夏耆絲諍臀闖贍耆絲誆⒉皇羌虻サ?: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騁諼闖贍耆絲詡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溝謀浠?肷緇峋?梅⒄怪?淶墓叵凳且恢指?畈憒蔚難芯浚??崾刮頤悄芨?既返匕鹽杖絲詒潿?蛻緇峋?梅⒄怪?淶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0～14歲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齡中位數20歲以下20～30歲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后，各國又采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汀H嗣嵌閱殼白芎蛻??實乃?街謁搗詛。?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三、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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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衛.1994.城市化、國內遷移和人口老化.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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