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1:16
序論：在您撰寫海外語文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英國在20世紀前期設置了三類中學：文法中學、技術中學與現代中學，只有文法中學要為升入大學打基礎，才設置語文課程，其他兩類中學僅有英語而已。后來，英國將三種中學合并為綜合中學，中學語文受到重視。但是由于學制系統復雜，各校課程設置自行其事，并沒有統一的課程標準。直到1988年英國頒布了教育改革法，才規定了一些國立中小學的語文課程：1.英語所屬的核心課程，2.基礎課程，3.古典文學所屬的附加課程。在所有的課程中，還明確規定英語為義務教育期間中小學生的必修課程。
英國語文的內容包括古代文化遺產、當代世界文化與聽說讀寫訓練。為保證課程質量，英國還根據學生的差異，提出十種水平，將英語分成十種程度。
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發出“回到基礎學科”的呼聲，在小學階段加強讀、寫、算的基礎技能訓練，將語文與數學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來。在此之前，由于受杜威“生活教育”思想與布魯納學科結構論的影響，基本不設置語文課程。1983年10月美國課程改革委員會提出“學科群”的中學課程改革方案，學科群的第二類是通訊學科，共修8個學分，語文就是其中的“必修”學科，占6個學分。1989年美國總統與各州州長制定十年期間的六點教育發展規劃，要求學生在四、八、十二年級時具有足夠的語文能力。語文雖然受到重視，但是其課程設置各州自行其事。直到1991年美國才第一次提出開發語文學科的全國統一標準，不過，到現在美國還沒有制定統一的語文課程標準。
美國語文的內容包括閱讀和英語兩科。閱讀主要是通過各種類型的作品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英語主要是學習文字、詞匯、語法、篇章、修辭、標點等語言知識和聽說寫作等技能。
二、日本課程：走“美國”之路
日本在二戰前提出“以國語培養國心”的軍國主義語文教育，二戰后日本為美國占領，語文課程一直受到美國的影響。開始是效法杜威的實用主義，強調學生應具有對實際生活有用的讀書能力，只注重掌握學習具體的語言經驗，而忽視了系統語言知識的教學和對學生全面語文能力的培養。五六十年代由于受美國以“學科知識”與“學科結構”為中心的教育思想的影響，對語文不甚重視。
70年代，受美國“回到基礎”強化語言教育的影響，在《改善的基本方針》中對中小學國語教學提出明確要求：“教育內容在精選基本事項的同時，應該進一步明確語言教育的立場，以求表達能力的提高?！毙麓缶V將語文的結構分為“語言事項”和“表達及理解”兩個領域。前者是講授語言規律和法則，后者是培養聽說讀寫的語文交際能力。80年代，在美國“選修學”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造，高中語文課程分必修科目（“國語1”）和選修科目（“國語2”、“現代語”、“現代文”、“國語表達”、“古典1”、“古典2”、“古典講讀”）。
三、法國課程：一直重視母語教育
法國對語文教育一直都是很重視的。無論1969年的三分制課程還是1985年的分科課程，都把法語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法國對小學語文教學十分重視，提出要流利地閱讀并能正確地理解，能掌握簡單的并寫規則，懂得并使用最基本的語法規則，學會正確的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初中的法語課程，強調口頭表達與書面表達，強調閱讀中的分析理解。高中一年級把法語作為第一門必修課，每周五課時。高中語文教育要求使學生能夠準確而自如地運用法語，使學生受到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教育。
四、前蘇聯課程：俄語為主的多民族母語教育
美國到目前還沒有一套全國統一的教學大綱，各學校教學工作所遵循的大綱都是由各州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所制訂的。(本文從略)
二、層級分明的英國大綱
1988年，英國國務秘書在當時讀、寫、算基本能力教育的廣泛爭論的基礎上，按合法程序建立了英語工作小組，指定該小組將國家英語課程中對5—16歲年齡階段學生的教學內容作一介紹，該報告提出的各種要求都是法定的。英國還根據學生的差異，在制定語文教學大綱時，將聽說、閱讀與寫作三部分內容分別分為八個層級與一個“超常表現”。請看聽說達標層級的部分內容。
一級：學生談論直接感興趣的事情，聽別人講話并做出恰當的反應。他們向別人表達簡單的意思，講話別人能聽得到，并開始在表現觀點或講內容的時候增加一些細節。
二級：學生在聽說時表現出自信，尤其在感興趣的話題上，有時他們意識到聽話人需要他人們增加相關的細節，在解釋自己的想法時，講話清晰，用詞越來越多。他們通常認真聽別人講話，并做出越來越好的回答，他們開始意識到在一些場合正規的詞語和語調的作用。
(三級到七級從略)
八級：學生在各種各樣的情境中有目地地保持并發展他們的談話，他們組織語言，表達清晰，使用恰當的詞匯、正確的語調和強調，在討論中他們發言多，表現出他們在認真地聽，并十分清楚討論的進展，他們能夠在各種場合自信地使用標準英語，根據需要調整語言的使用。
超常表現：學生在各種情境下正確地選擇使用語言的結構和風格，根據不同的目的自信地改變詞匯和短語。他們主動展開討論，并通過各種各樣的發言使討論持續下去，在討論中起主導作用，同時專心聽別人說，并能理解不同的和復雜的講話內容。他們在各種場合和不同目的下都能夠自信和流利地使用標準英語。
三、階段明晰的法國大綱
法國教育部在1996年修訂了《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制定了初中四年(六、五、四、三年級)語言教學的性質、培養目標、教學大綱，用以指導教學。大綱主要由適應階段、核心階段、分流階段組成。適應階段：鞏固小學階段的學習任務，并逐步向中學教育過渡；該階段為六年級(初一年級)。核心階段：深化和拓展學生的知識與能力，可以組織不同的培育模式；該階段為五年級、四年級(初二、初三年級)。分流階段：充實學習內容，引導學生走向普通教育、中等技?；蚵殬I高中；該階段為三年級(初四年級)。法國在1998年頒布的高中語文教學大綱，對二年級與二年級分別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對一年級(高二年級)確定了“中學會考指導”與10門“畢業系列”的學科及其具體要求。
四、要求全面的日本大綱
日本的語文教學大綱是由其文部省統一制定的，是全國編寫語言教材和進行語言教學的依據。初中有“中學國文”科教學大綱，高中有必修課“國語1”、準必修課“國語2”、選修課“國語表達”、“現代文”、“現代語”、“古典1”、“古典2”、“咸肉講讀”8科教學大綱。這些大綱所表現的要求比較全面；既重視現代語文的學習，也重視古典語文的學習；既重視語言知識的學習，也重視讀寫聽說語文能力的培養；既強調發展學生的智力，又強調錘煉學生的語感，還強調豐富學生對現代人類、社會、自然的認識；既要引導學生深刻思考生活及人生意義，又要培養學生剛毅的生存意志。
1．重學輕術根深蒂固
在臺灣，長期以來，各級學校升學風氣相當濃厚，一方面在文化傳統上，臺灣文化傳統與大陸是一脈相承，各個家庭不論貴賤貪宮，都極盡所能供子女上學，以求得最高學問；另一方面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蓬勃發展，臺灣經濟已取得相當成效，島內民眾收入較以前也大為改觀。據統計，臺灣人均國民收入由1955年的二三百美元到1995年達12，000美元。國民收入的大幅提升，使民眾有能力追求更高的教育投資。在臺灣，國民小學6年和國民中學（初中）3年為一貫制的國民基礎教育。國民中學后高中分為普通高中和高級職業學校，而各類高級職校、專科學校的科類，專業設置彼此沒有銜接，大多為終結性的教育，學生畢業后只得就業；同時?？茖W校以上的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數量極少，致使職校、專科生在職教體系內升讀學院、大學的機會極低。盡管近幾年職業類高校有了大的發展，但臺灣社會重學輕術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許多父母紛紛把子女送進普通高級中學（甚至國外），但苦于普通高中學額有限，只好暫時寄身于各類職業院校備考升學，導致在讀職校及專科生為了學位文憑不得不進補校學習，準備插班升大（普教系統）考試。據統計，1994年就有15萬專科畢業生參加大學插班考試。很顯然，無論是職校生還是?？粕鶡o法專注于在校時職業技能的學習，而想方設法進補校補習，以備來日升學考試之需，而越來越多的職校為了生存，也只得投其所好，更多地讓學生修習一些文化及理論課程。其結果是職業院校的功能日見弱化，職教體系與普教體系一樣，陷入所謂的“惡補”困境之中。
2.職校招升困難重重
首先，進入20世紀90年代，臺灣人口出生數呈逐年減少趨勢。據統計，90年代初臺灣人口出生大約維持在32萬人，1993學年度學生數更是國民中學三年級的395，920人降至國民小學一年級僅309，106人。未來臺灣學生來源將日趨減少，各校（包括各職業院校）招生也必然更感困難；其次，近年來臺灣教育主管部門不斷出臺措施，擴充高中（職）等招生規模，以致國民中學畢業生升學機會得到進一步提升。據統計，近些年臺灣每位應屆國民中學畢業生的升學機會率高達123％。升學機會擴充使學生選擇學校就讀的意愿更有了彈性，但也造成了各類職業院校生源不足、學生素質低下，甚至中途退學等，如1994學年度，全臺灣高級職校退學人數就高達1.18萬人之多，其中多數為自愿退學；再次，普通大學的迅速擴招，形成了普通高校招生的強勢，也必然造成職業高校招生的弱勢。表（一）顯示：臺灣普通高中畢業生升讀大學及大專的機會，1992學年與1993學年分別為11O.5％和105.2%，而同期高級職校畢業生升學的機會則僅僅分別為27.9％和28.3％。顯示高級職校升學機會十分有限，就讀職校事實上就成了終結性教育，難怪職校招生困難重重。
3．師資設備仍顯不足
首先，技職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育各類技術人力，所以開展各個層次職業技能的學習與實務訓練是其中心任務。在臺灣，高級職校教師主要由師范院校培養。由于長期沒有解決好師范院校的理論學習與職業院校所需要的實際技能之間的脫節問題，使各職業院校師資雖然有一定的知識及學術水準，但其職業科類、專業實踐知識及技能往往十分有限，因此也就無法滿足從業時的需要；其次，在臺灣，盡管部分職業院校與企業之間建立了建教合作方式，但并沒有像德國那樣在全社會建立一種“雙元制”職教體制，也沒有像美國和日本那樣積極推行產學合作的職教模式，其結果是職業院校與產業界經常保持溝通的管道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在產業及職業結構發生不斷變遷的當今臺灣，職校教師因未能及時了解業界發展的實際情況，導致其現有的知識及技能結構與現實社會的要求產生了日益嚴重的脫節現象；第三，在職教師進修意愿不強。即使進修由于所修課程大多為理論科目，實踐知識及實用技能的學習并不多，所以進修后對提升現任教師的業務水平沒有太大的幫助。第四，臺灣各?？?、技術學院教師主要是由各大學研究所培養的，而一般大學研究所也比較缺乏職業教育需要的實踐教師及相關設備，所以研究所的畢業生到大專職校任教，也往往缺乏開展職業教育的實踐能力，當然所培養出來的各類職業人才，也就難以符合產業界所需的標準。
4.職校投資捉襟見肘
通過對臺灣高中（職）占各級學校的學生結構與教育經費結構的比較，即通過把教育經費結構除以學生結構，我們就可以得出單位學生分配教育經費的情況。根據表（二）不難看出，1993年臺灣普高與職高單位學生分配教育經費之比為：1.43:O.72。通常情況下，職業院校由于設施設備的大量投資等因素，與同類其他學校相比其教育成本理應更高，但在這里職高教育成本只有普高的5O%。就其生均經常支出看，根據有關統計臺灣私立職校生均經常支出，也明顯低于公立職校和公立高中。需要說明的是：在臺灣，多數職校是私立的，因此私立職校生均經常支出的低水平，說明臺灣整體職教經費的不足，其結果必然影響職校的教育質量。再來看看專科教育，臺灣?？贫鄶禐椤岸?、平、快”的人文及商貿科類，其原因正是這些?？仆顿Y少而見效快，但也因此造成了臺灣專科教育質量日見低下的困境。
英國在20世紀前期設置了三類中學：文法中學、技術中學與現代中學，只有文法中學要為升入大學打基礎，才設置語文課程，其他兩類中學僅有英語而已。后來，英國將三種中學合并為綜合中學，中學語文受到重視。但是由于學制系統復雜，各校課程設置自行其事，并沒有統一的課程標準。直到1988年英國頒布了教育改革法，才規定了一些國立中小學的語文課程：1.英語所屬的核心課程，2.基礎課程，3.古典文學所屬的附加課程。在所有的課程中，還明確規定英語為義務教育期間中小學生的必修課程。
英國語文的內容包括古代文化遺產、當代世界文化與聽說讀寫訓練。為保證課程質量，英國還根據學生的差異，提出十種水平，將英語分成十種程度。
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發出“回到基礎學科”的呼聲，在小學階段加強讀、寫、算的基礎技能訓練，將語文與數學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來。在此之前，由于受杜威“生活教育”思想與布魯納學科結構論的影響，基本不設置語文課程。1983年10月美國課程改革委員會提出“學科群”的中學課程改革方案，學科群的第二類是通訊學科，共修8個學分，語文就是其中的“必修”學科，占6個學分。1989年美國總統與各州州長制定十年期間的六點教育發展規劃，要求學生在四、八、十二年級時具有足夠的語文能力。語文雖然受到重視，但是其課程設置各州自行其事。直到1991年美國才第一次提出開發語文學科的全國統一標準，不過，到現在美國還沒有制定統一的語文課程標準。
美國語文的內容包括閱讀和英語兩科。閱讀主要是通過各種類型的作品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英語主要是學習文字、詞匯、語法、篇章、修辭、標點等語言知識和聽說寫作等技能。
二、日本課程：走“美國”之路
日本在二戰前提出“以國語培養國心”的軍國主義語文教育，二戰后日本為美國占領，語文課程一直受到美國的影響。開始是效法杜威的實用主義，強調學生應具有對實際生活有用的讀書能力，只注重掌握學習具體的語言經驗，而忽視了系統語言知識的教學和對學生全面語文能力的培養。五六十年代由于受美國以“學科知識”與“學科結構”為中心的教育思想的影響，對語文不甚重視。
70年代，受美國“回到基礎”強化語言教育的影響，在《改善的基本方針》中對中小學國語教學提出明確要求：“教育內容在精選基本事項的同時，應該進一步明確語言教育的立場，以求表達能力的提高?！毙麓缶V將語文的結構分為“語言事項”和“表達及理解”兩個領域。前者是講授語言規律和法則，后者是培養聽說讀寫的語文交際能力。80年代，在美國“選修學”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造，高中語文課程分必修科目（“國語1”）和選修科目（“國語2”、“現代語”、“現代文”、“國語表達”、“古典1”、“古典2”、“古典講讀”）。
三、法國課程：一直重視母語教育
法國對語文教育一直都是很重視的。無論1969年的三分制課程還是1985年的分科課程，都把法語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法國對小學語文教學十分重視，提出要流利地閱讀并能正確地理解，能掌握簡單的并寫規則，懂得并使用最基本的語法規則，學會正確的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初中的法語課程，強調口頭表達與書面表達，強調閱讀中的分析理解。高中一年級把法語作為第一門必修課，每周五課時。高中語文教育要求使學生能夠準確而自如地運用法語，使學生受到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教育。
四、前蘇聯課程：俄語為主的多民族母語教育
關鍵詞：臺灣；語文課程；理念；內涵；特色
中圖分類號：G4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51（2002）05－0044－03
1993、1994年臺灣相繼頒布了國民小學、中學課程標準（1996、1997年先后實施），這兩個課程標準標志著臺灣面向新世紀轟轟烈烈的課程改革拉開了帷幕。新課程實施不到兩年，1997年臺灣教育部成立了“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開始了新一階段的課程改革，1998年頒了《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后改名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并從2001年實施。
從臺灣近幾年的語文課程改革中，我們可以看到祖國大陸與臺灣雖同是漢語文教學，但卻有著各自不同的風貌。本文將概要介紹臺灣近兩年來語文課程改革的情況，以期為國內正蓬勃開展的語文課程與教學改革打開一扇窗口。
一、臺灣語文課程的理念及內涵
臺灣現行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對語文學習領域的基本理念闡述如下：“旨在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使學生具備良好的聽、說、讀、寫、作等基本能力，并能使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以及培養學生有效應用中國語文，從事思考、理解、推理、協調、討論、欣賞、創作，以擴充生活經驗，拓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思潮，并激發學生廣泛閱讀的興趣，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以體認中華文化的精髓。同時引導學生學習利用工具書，暨結合資訊網路，藉以增進語文學習的廣度和深度，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從上述臺灣語文課程理念中，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的語文學習強調以生活為中心，以學生為本位，從多元性、進級性、延續性的語文學習活動中，培養學生綜合、實用的語文能力及良好的語文素養，以適應現代生活的需要。
為達成此教育理念，《綱要》對語文學習領域的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等，進行了詳細的規劃，涵蓋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環境3個層面的10大基本能力，并顧及資訊、環境、兩性、人權、生涯發展、家政等6大重要議題的教育。那么，臺灣語文課程要達到什么樣的教育目標？培養學生哪10大基本能力？課程目標與10大基本能力是何種關系？下面以表格形式簡要作以概括。
課程目標
基本能力“本國”語文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欣賞、表現與創新
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表達、溝通與分享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規劃、組織與實踐
運用科技與資訊
主動探索與研究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應用語言文字，激發個人潛能，發展學習空間
培養語文創作之興趣，并提升欣賞評價文學作品之能力
具備語文學習的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之基礎
應用語言文字表情達意，分享經驗，溝通見解
透過語文互動，因應環境，適當應對進退
透過語文學習，體認中華文化，并認識不同族群及外國之文化習俗
應用語文文字研擬計劃及有效執行
結合語文與科技資訊，提升學習效果，擴充學習領域
培養探索語文的興趣，并養成主動學習語文的態度
應用語文獨立思考，解決問題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的語文課程目標涵蓋了3個層面的內容，課程目標的第一至第三項屬于“人與自己”層面，強調身心發展。語文課程不僅要培養學生欣賞、評價文學作品的能力，還要激發學生個人的潛能，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第四至第七項，屬于“人與生活環境”層面，強調社會與文化的結合。語文課程應以生活為中心，在社會互動中，增進學生對本國文化、異域文化的了解，加強人際間的溝通。第八至第十項屬于“人與自然環境”層面，強調自然與環境的互動。語文課程的宗旨是培養學生探索語文、運用語文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這10項基本能力與語文課程目標的有機對應，完整統一，簡明清晰，有助于課程設計者與教學者統整語文學習領域。
二、臺灣語文課程的特色
臺灣語文課程改革較多受人本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把教育看成是開發學生潛能、培養學生適應與改善生活環境的學習歷程。教育的終極目的在于培養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的健全國民。因此，臺灣語文課程無論是設置、規劃，還是實施，都鮮明地體現出這一人本特色。
1.以“語文學習領域”取代傳統的語文學科。用“學習領域”媽代“學科”。糾正了以“知識”為中心的學科本位觀念，擴大語文學習的空間，有利于培養出上述國民所應具備的10項基本能力。這里的“語文學習領域”為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而非學科和科目的名稱。
2.重視課程的基礎建構，加強中小學課程的銜接與進級。由“聆聽能力”到“說話能力”的口語表達，及由“閱讀能力”到“作文能力”發展書面表達能力的兩條發展主軸，來強化語文表達和應用的能力；而以“注音符號應用能力”和“識字與寫字能力”作為發展前4項基本能力的基礎。這樣把中小學課程的3階段緊密地銜接起來，其中第一階段（1－3年級），以寫字、認字為主，注音符號為輔，課程簡短，具有文學性、趣味性，以聽說、朗讀為主要教學手段；第二階段（4－6年級），教學由聽說能力的養成，進級到讀寫能力，注重文章分析，各冊后面的配合單元，提供相似或相異的課外閱讀教材，以供比較閱讀；第三階段（7－9年級）為文言文、語體文。兩者比率逐年遞增。寫作文體亦隨課程發展進程逐年調整。從課程整體安排來看，呈現出向縱深化發展的趨勢。
3.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由學科知識的學習轉化為生活知能的培養。此次課程改革的主要原則是“培養學生能帶得走的基本能力，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課程的設計是基于學生的需要，基于未來生活的需要，而非學生被動地適應課程。因此第一、二階段的課程以“生活語文”為主，第三階段注重語文能力的進級，強調發揮個人潛能，通過群體合作，進行人際、環境的互動和傳達人文情懷。這種課程設計將改變以往偏重知識的記誦、所學的內容無法與社會實際生活配合、以至于“學非所用”的偏狹。
4.提升語文領域自身統整及與其他領域課程的多元統整功能。融語文思考及解決問題策略于生活重大議題之中，作為有效整合的基石。語文領域自身統整，即在語文知識構架下，循序完成由文字而文學，由文學而文化的3層進級。跨領域課程統整，包括各科教學、大單元、主題式教學以及利用綜合活動設計統整課外活動，課程統整意在尋求“現在與過去”、“學校與社會”、“學習領域與學習領域”的連接，更重視學習（者）的統整，讓學生能獲得完整、有意義的學習。
5.課程類型多元化，包含正式課程、空白課程、活動課程和潛在課程。正式課程：以知識性內容為重點，教學節數國小為80%－90%，國中為70%－80%；空白課程：給課程留出20%左右的彈性教學節數，讓教師自主安排多元的相關語文教學活動，對學生而言，自主學習的空間也加大了，而不是“定食”式的學習內容；活動課程：強調操作性，從體驗、驗證、應用和實踐中學習；潛在課程：積極發揮課程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
6.重視語文與資訊教育的融合，擴充學習領域。融資訊于語文學習領域是臺灣語文課程的重大變革，這也可能是未來臺灣語文教育的發展趨勢。語文學習過程除指導學生學習閱讀理解策略，培養獨立閱讀能力，養成良好的語文興趣、態度，在特定語境中恰當地應用語文，學會應用各種工具書外，更重視電腦教學的融入，這將使語文學習更具多元化、個性化，有利于提高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和學習效果。目前這方面的探索多集中在資訊與作文教學的應用上。
三、臺灣語文課程的開發
臺灣語文課程開發實行的是“草根式”的自下而上的課程開發模式，注重啟動學校本位課程改革，每個學校因所在社區特質與需求的不同，會有不同的哲學觀與教育方針。各校的校長根據學校的條件與需求，將個人的哲學觀融入或調整為適合學校整體發展的教育理念，引導全校教職員工共同努力，以達成教育目標。學校本位課程的開發主要從3個層面推進。
1.學校層面的語文課程整體設計。九年一貫新課程重視學校本位的課程開發，賦予學校和教師更多的彈性和自主。學校設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于學期上課前整體規劃，審查全校各年級課程和教學內容，以確保教育質量。學校課程層面的設計注重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來規劃全?？傮w語文課程方案。
2.語文學習領域課程層面的課程設計。在學?！罢n程發展委員會”之下，設立“語文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擬定語文學習領域的課程計劃，包括學年/學期目標、單元活動主題、相對應的能力指標、教學時數、備注等相關項目，課程規劃重視語文學習領域與其他領域課程之間的橫向聯系，統整相關學科知識，避免知識支離破碎。
3.班級教師教室層面的語文課程設計。教師根據學生需要與教室情境需求，精心設計適合個性發展的教學課程方案，編寫適應學生能力差異的分級教材，創設變通的學習機會，進行加深、加廣或補救教學。
四、結論
從以上對臺灣語文課程的理念、內涵、特色等的梳理中，我們看到，臺灣語文課程的構建是以生活為內涵，以學生為本位，發展學生的基本能力；以學校為本位，發展教師因時因地的彈性教學能力。這對當前我國因地制宜地發展地方學校課程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教育部.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后改名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Z］.1998.
關鍵詞明末清初華東市場海外貿易走私貿易
國內市場，無論是初級的墟集市場還是高一級的城市市場、區域市場，在明清時期都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與發展。更具意義的突破區域范圍的全國性市場，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發展起來的長距離販運貿易的成熟和商品經濟生產的拓展，也在明中葉形成。［①］在全國性市場及其網絡中，由于多元社會經濟結構導致地區發展的不平衡，［②］以運河為南北交通干線的華東地區（包括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的市場發育較為成熟，網絡較為密集，從而成為中國國內市場的重心?，F在要討論的問題是：華東市場的優先發育成熟不僅是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16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力量已經多次叩開了中國市場的大門，海外貨幣資本首先對華東市場產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壯大的國內商人隊伍及其資本，已不滿足于國內市場由于發展不平衡而出現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開始向海外延伸，參與以海外貿易為主體的海洋社會經濟活動。華東市場與海外貿易的這種互動力也是華東市場成熟的營養劑。這是明末清初商業發展有別于前代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貿易的序幕。
一、華東市場的構成及其對外貿易的擴張力
市場的構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內容。流通量的大小取決于市場的交通輻射情況和商埠碼頭的大?。涣魍▋热輨t指集散商品的種類。明末清初，華東地區不僅擁有貫穿南北的大運河——長江——贛江——北江黃金水道，這條水道串連了以北京為樞紐通向全國各地的8條干線要道中的3條：北京分別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廣東、至山東；［③］而且擁有全國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傳統與新興的手工業商業小城鎮。［⑤］明清兩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華東，明末華東6省人口6900萬，為全國15省12000萬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統計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國有29個，華東占24個（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發展起來的工商城鎮和眾多的人口為市場的構成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
從商品生產與流通關系看，市場可分三類：
第一類是由專業特色明顯的手工業市鎮構成的專業市場。華東地區擁有一大批較為發達的手工業城鎮，迅速增長的人口生存需求，極大地刺激了這些城鎮及其周圍農村的手工業商品生產，并且向更廣的范圍輻射，構成交易網絡。例如松江棉紡聞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場；景德鎮、佛山等地也都是這一類型的專業市場。
第二類是由傳統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構成的綜合性市場。例如蘇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絲織業中心。杭州、南京、揚州等都屬于這類市場。
第三類是并無特色的手工業生產，而是以交通樞紐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構成純然市場，如臨清、濟寧、淮安、寧波、泉州、廈門、月港等。這些城鎮港口市場首先是因商而興，如果有手工業，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廣信府屬鉛山，既無特色手工業，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處閩、浙、贛交界之處，又是閩浙商人經錦江入鄱湖北上湖廣江皖南下廣東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業產品和土特產甚至還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純然的貿易市場。如果我們認為為了商品的交換而進行的長途販運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業意義的話，那么最能體現這種意義的市場應是這第三類。
明清時期，國內市場最大宗的商品依次為糧食、棉花、棉布、絲、絲織品、茶、鹽、鐵、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產地、集散地、人均消費量等方法計算，華東都是最大的市場并擁有最大的流通額，總人口與城市人口的基數決定了這一判斷，而且前述三類市場使華東地區形成了層次不同的市場網絡。
粗略的估計，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華東地區，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場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額，以及更多的商業資本。當時，國內市場是主要市場。但是，當我們注意到市場上最大的交易量為糧與布和糧鹽，即Ⅰ類工業品（布、鹽）和Ⅱ類糧食之間的交換，注意到Ⅲ類經濟作物（棉、絲、茶）主要是城市消費，一個問題便出現了：Ⅰ類和Ⅱ類商品基本上都由農民生產，屬于農民小生產者之間的交換，不形成由商人作為媒介的商業市場的交換流通，Ⅲ類商品又很少流向鄉村，［⑨］城市的自我生產消費必須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經發展起來的經濟作物商品化生產和手工業商品經濟決不可能停滯在自給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買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場的不充分。這也許是明清時期手工業品價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費趨于奢靡的一個重要原因。過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國內市場的不充分而產生尋找新市場的欲望。向農村？可能性不大，農民缺乏購買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況外國人已經用大船載著銀元來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貿易序幕的拉開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圖，而是商品的欲望。當海外市場不僅廣大，而且利潤可觀時，商品尋找市場的欲望與商人謀利的企圖便構成了向海外貿易的擴張力。當時，除了武器裝備落后于歐洲，中國的遠洋航海技術與物質條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國家允許，這種擴張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國家不允許，它就以各種非法形式實現不正常的外泄。
華東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貿易的傳統，至明，已形成寧波、福州、泉州、月港、廈門、廣州等外貿港口。華東市場作為外貿腹地，正可借此外銷商品。問題在于貨利之謀與王權之穩之間的平衡。嘉靖中，原本為消極外貿之果的倭亂又成了禁海之因。隆慶開禁，準販東西二洋，給明末華東市場的發展帶來生機。萬歷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谷捕魚之引，竟走遠夷”［⑩］。清初為鄭成功之事，海禁更嚴，但設法走私的商人漁船時有冒險出海。“海中之利無涯，諸番奇華本一利萬，誰肯頓息哉”［①①］？
華東市場的擴張力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看，一是國內市場的不充分與華東商品經濟的較發達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尋找市場?！伴}廣奸商，慣習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為主，中載重貨，余各以己資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①②］“童華，蘭溪人，以巨資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晉《越鐫》卷21中列舉4件海商案，其中3件為商人聚資購買當地的絲織品和磁器白糖等，與日本通商。徽州、寧波等地商人攜帶大量資金進入沿海市場，參與海外貿易，而廣東、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優勢活躍于海上貿易。［①④］“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保邰佗荩輷毡緦W者巖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數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約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從中國本土赴日的為1972艘。［①⑥］又據錢江《1570～1760年中國和呂宋貿易的發展及貿易額的估算》，當時中國赴馬尼拉商船總數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開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發展起來的華東市場對海外諸番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是兩夷者，皆好中國綾緞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緞匹，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保邰佗撸荨按蟮秩毡舅殻援a自中國，如室必布度，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①⑧］至于西歐對中國茶、絲、絲織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絲綢之路阻斷之后，歐洲人冒險開避通向東方商路的主要動機。據美國學者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統計的1739年和1740年廣州的歐洲商船情況看，兩年中商船24艘，運載噸數為13905噸，分別來自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門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運載噸數為4400噸。華東市場的商品價格內外有別，外銷比內售明顯高出許多，也有劣質貨物，但總體上是價廉物美，外商能夠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鈔稅銀、官吏勒索及其他費用，以及萬里航海之險，歐洲人也愿來中國投資貿易，因為回去后仍有大賺頭。即以絲織品論，中國的要價是西方市場上同類產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來貿易對華東市場的拉力
利潤是推動商業發展和市場成熟的主要動力，商品尋找市場的擴張力通過商人的趨利行為表現出來，因此，商品的擴張力與尋找中的市場的利潤拉力是一個事物的兩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國尋求貿易的歐洲和東西洋諸國市場擁有的貨幣對華東市場產生了這種利潤拉力。這實際上是已經形成的世界市場初期競爭在中外貿易上的表現。
以英國為例，在明末清初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1635～1753年），“英國對東印度貿易公司”（以下簡稱“公司”）222條遠洋商船運來貨物約合中國白銀727669兩，運來白銀（主要是銀元）折合中國銀元7713078兩，總資金達14267452兩。［②⑩］英國對華貿易中懸殊極大的入超在證明中國商品的擴張力的同時，也表明那數以百千萬計的白銀對中國市場，首先是對華東市場的拉力。
這種拉力主要表現在同一商品的內外差價上。在中國的出口貨物中，簽約并完成貿易最多的先是絲和絲織品；后來由于英國國會法令禁止幾種絲和絲制品在英倫零售或穿著［②①］，絲和絲織品貿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國人對中國茶葉越來越感興趣，茶葉貿易上升很快；還有糖、瓷器、銅、白銅、水銀等。在“公司”大多數商船的貨單上，茶葉和絲、絲織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葉為例，1701年至1736年，茶價每擔，工夫茶38兩或35．3兩或23．1兩，武夷茶27兩或17．15兩或14．8兩，白毫38兩或35．3兩或24．4兩，松蘿19兩或16．15兩或22．1兩，瓜片24．5兩，色種49．4兩，最貴的是貢熙細茶54．9兩。而道光初年的茶葉國內市場價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間，［②②］當時的銀錢比率是1兩：1300文左右，每擔約合3．7兩至15兩。以此來計算“公司”當時從廣州買到的茶葉，至少是國內市價的三倍甚至更高。
實際上，外商已經注意到這種內外的差價。在廣州，英商“自行進入城內，詢問店鋪的貨物價錢，我們發覺比他們從來向我們索討的價錢便宜得多”［②③］。
內外貿易中的價格差額構成的更高利潤，對商人的誘惑力是極大的，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華東商人。“茶葉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運來的”［②④］?！岸虏坑置钯徺I南京手工織制品，特別指定幅寬一英碼的南京棉布”［②⑤］。“我們與米森諾會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啟官平分訂約，購入最好的南京生絲400擔，每擔175兩銀，繳清各項費用，一百天內船上交貨。該商人等在廣州沒有這樣大批的生絲存貨，一定要到外地搜購，逼得我們預付款的80％給他們，這是我們能夠勸誘他們索取的最低數額。”［②⑥］以廣州為交易市場，貨源100天內搜集，應是從廣州到江浙來回所需的時日。利瑪竇從廣東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見到了這種長途販運以供外貿的盛況。［②⑦］當時來華外國商船不僅在廣州貿易，也沿海岸線北上廈門、舟山（定海）等地商貿。有的外船在廣州訂到貨后，還必須航往舟山、寧波口岸去裝貨。［②⑧］可見華東市場接受海外貿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樣的。
由于各種原因，借依廣州、廈門、寧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員的監督下與外商貿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貿的官員對外商成千上萬的銀元更具貪婪之心，他們千方百計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現象也很嚴重，市場交易常常出現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貿易的高利潤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場以商人走私的形式進行交易。于是，華東商人走私貿易在明末清初更為盛行?！胺蛘摹⑷ǚ?，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閩人之下海也，其素所習聞也，而今乃及寧波。寧波通番，于今創見。又轉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貨便于福，而寧之下海便于漳。以數十之貨，得數百金而歸，以百金之船，賣千金而返，此風一倡，聞腥逐膻，將通浙之人，棄農而學商，棄故都而入海?！保邰冖幔菡闹?、泉州、福清和寧波、杭州之間的市場輻射關系已發展成走私外貿的利害聯系了?！霸瓉磉@邊中國的貨物，拿到那邊，一倍就有三倍價；換了那邊貨物，帶到中國，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卻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這條路。”［③⑩］明中葉后發生在東部沿海的海外貿易、海外移民、走私沖突甚至倭寇之亂的主要原因應是華東經濟發展與海外貿易之間的推拉作用。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對此作了闡釋：“今海賊據浯嶼、南嶼諸島，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貿易可分為近海島、港貿易和遠海諸番貿易兩種。第一種近海島、港貿易。如浙江，舟山城東南百里的雙嶼港，“為倭夷貢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間發展成為華東走私商人與日本、葡萄牙等國商人的集散中心、國際貿易港，主要經營絲和絲織品。［③③］這個走私市場有多大？當時曾到過中國沿?；顒拥钠咸蜒廊速e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記》中寫道：“雙嶼港總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還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費達三四千金；還有教堂三十七所，醫院二所。每一年進出口貿易額達三百多萬葡幣（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銀錠作貨幣的?！保邰邰埽菡憬睾＿€有可以避風良港四五十處，都成了當時海上走私的貿易市場。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線更為曲折，島嶼眾多，加上閩東南鄭芝龍家族海商集團擁有較強大的武裝力量，臺澎相距不遠，形成接應之勢，沿海的走私貿易更為活躍。“漳之詔安有梅嶺、龍溪、海淪、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鄭氏海商集團總部所在地安平港興盛起來，到清初，成為與清廷抗衡的海上貿易大港，直到清軍剿鄭的戰火把它毀為灰燼。福建還有下屬臺灣府的澎湖、大員、雞籠淡水港。廣東除了人們熟知的澳門之外，還有可以輻射閩、贛、粵三省的南澳島，也是當時走私貿易的國際性市場。走私貿易的商品流通量與貿易額永遠是一個謎，雙嶼港的年進出口貿易額也只是一個參考數字，但不可懷疑的是，以華東豐富的商品市場作為腹地，沿海島、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則，不足以引起再三發生的“倭亂”，不足以形成持續16、17兩個世紀的十幾個私人海商集團。［③⑥］
第二種遠海諸番貿易。這是沿海島、港走私的輻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國家與地區東起日本、朝鮮，南經呂宋至南洋群島，西及阿拉伯半島并直至東非，而且在這些地區和國家同葡、西、荷、英等國商船貿易：這種貿易額也是很難確計的。林仁川先生根據國外有關史料，作了估計工作。其中1641年6、7兩個月，鄭芝龍運往日本長崎的諸多貨物中有白生絲25700斤，黃生絲15550斤，各種紡織品140760匹；1641年，銷往日本長崎的各種糖5726500斤，1644年為1417550斤，1645年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遠海貿易的總額估算，年平均出口約918萬兩，進口約738萬兩，利潤約942萬兩。［③⑧］
綜上所述，明末清初，華東市場參與海洋社會經濟的海上貿易，與世界性的海上貿易存在著互動作用的關系，這種關系顯示出華東商品經濟和市場網絡的新發展。但是這種新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在民間，中國的海外貿易主要特征是民間走私，在本國政府的有限貿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國洋人中的海盜前后夾擊中，華東特別是沿海商人不畏艱險依然起錨，趨利而去，干著赴湯蹈火的事業。中國近代中外貿易的序幕充滿活力與艱難。注：
①⑧⑨關于國內市場等級的界定和明中葉始全國性大市場的形成，參見吳承明先生《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一書的有關論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頁。
②關于多元社會經濟結構的理論，主要參見傅衣凌先生的《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條干線要道為：北京分別至河南湖廣廣西、至陜西四川、至貴州云南、至山西、至（遼寧）開原。見明人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圖引》，楊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頁、第354～512頁。
④根據傅崇蘭先生《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統計，明清時期比較發展的32座城市中，華東占21座；清代工商業城市，華東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頁。
⑤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頁。
⑥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7，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3頁。
①①［明］王世懋：《策樞》卷一，《通貨》，叢書集成初編本，第十二頁。
①②［明］周玄wéi＠①：《涇林續記》，叢書集成初編本，第二十七頁。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見只編》卷上，叢書集成初編本，第五十、五十一頁。
①④參見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有關章節，黃山書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十六6冊，《福建》；四部叢刊三編本。
①⑥轉引自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頁。
②⑩這里的三個數字根據馬士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以下簡稱《編年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頁《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船只對華貿易表（1365—1753年）》的有關數據統計而來，原表多用鎊和八單位里亞爾后稱元為計算單位，這里根據100英鎊＝416．67元、100元＝72兩、100英鎊＝300兩換算，0．72兩×416．67＝300．0024兩。又：貨物價值與白銀相加不能等于總資金的原因是有許多船只只有總資金的記錄。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編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黃冕堂：《清史治要》，齊魯書社1990年版，第441頁。
②⑤《編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謂的南京棉布應是指當時蘇松地區的棉布織品，南京和蘇州都有棉布市場。
②⑦《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78頁。
②⑨［明］王在晉：《通番》，《越鐫》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拍案驚奇》卷之一。
③②天啟《舟山志》卷2，《山川》。
③③③④③⑦③⑧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219、456～465頁。
清末民初這段時間，江南地區的紡織品在市場流通量上并沒有出現大的萎縮，就蘇州地區而言，主要是得益于絲織品出口的大幅增長。根據民國初年的統計，1918年，蘇州絲織業年產紗緞為107040匹，外銷77930匹，占總產量的72.8％，年產值2414250元，外銷1184550元，占總產值的49.02％，共有絲織工人16779人，其中生產外銷產品的9949人，占工人總數的59.29％（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海外市場的不斷開拓一度成為刺激近代蘇州地區絲織業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紗緞為數千年之實業，各國未通商以前，遍銷全國，雖因豐欠，營業年有盛衰，然平均計之，頻年造貨與銷貨之比較，尚足相抵，機工即無輟業之虞，原料亦無造匱之慮，自海禁洞開，各國互市以來，雖有船舶來品之輸入，內地紗緞銷場，不無漸減。然絲織品之運銷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時各國稅率，尚屬平等，中外通商，名實相符?！匀?、俄兩國，于光宣年間，先后加稅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紗緞之銷路遂絕"（注："湯一鶚關于蘇州絲綢原料生產，銷售和出口等情況的調查報告"，1919年2月5日，轉引自《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1385-1386頁，蘇州市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紀中期的運動曾給江南經濟以沉重打擊，江南絲織品業幾遭滅頂之災，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江南絲織業織機總數不過3萬余臺，不及戰前盛時之半數（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9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幾乎所有桑樹均已根除或被毀，從事絲業的居民，大多數星散。絲業的普遍衰落就是這幾年騷亂的結果"（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運動及日后的社會動亂，導致了社會購買力的下降，這對以國內王公貴族富商大豪為主要消費對象的絲織品市場而言，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這一時期的海外貿易刺激了蘇州絲織業的恢復發展。1853年，太平軍進入江南后，南京城鄉約5萬臺織機停產，江浙一帶所產生絲得以大量擠進外貿市場。同時，由于意、法等歐洲國家生絲減產，"從1853年下半年起，中國生絲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僅上海一個口岸出口的數量即擴大到85970包，較上海開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對外貿易》（上），第62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貿易的發展，使得蘇州地區絲織業的恢復速度高于同時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間，為蘇州地區紗緞業的全盛時代。"營業總額年達六百余萬元，紗貨遠銷俄國、高麗（朝鮮）、緬甸、印度等處，官方特設織造府于蘇州，從事辦差"（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蘇州地區著名的絲綢中心盛澤鎮異軍突起，盛澤鎮是江南著名的絲織品集散地，"盛澤紡綢昔蜚聲于世，在前清乾隆嘉慶年間，營業即已發達，各省客商來該地辦貨者極多。在全盛時代，出品不但行銷國內各埠，且銷行南洋各屬，甚至推廣至于歐洲"（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運河5公里，非水陸要沖，在運動中損失輕微，并成為眾多富商大賈的避難地，據《吳江文史資料》記載：清咸豐十年，太平軍與清軍數度鏖戰，尤其是清軍在攻陷城鎮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區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蘇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雙林、濮院等傳統絲綢城鎮受到重創。浙江嘉興府的濮院鎮，"機廢業，織工失業"（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8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涇"當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礫……涇之士商同時避亂遷盛（澤）者無慮數百家"；"湖州逃難來者，盡至盛澤，人眾比平時數倍"（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來盛澤避難者多為絲綢富商，其中王江涇以綢商居多，雙林鎮以絲商占優，太平軍占領后有"商民茍安"的記載，并劃歸浙江秀水縣管轄。據《盛川稗乘》記載，太平軍在盛澤設局抽厘，兩年零一個月獲銀數十萬，盛澤綢市呈現"千家一簇萬間樓，估客如云采買綢，分寸黃金分寸土，行人不斷市捎頭"（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這一切為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絲織業的繼續發展保存了實力，即便在中國絲綢被排擠出西歐市場之時，盛澤的狹幅輕綢仍在南洋地區擁有廣大的市場，并帶動了江南絲織品的出口量，使之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發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10頁。）。
二
絲綢與生絲是蘇州絲織業的重要內容，也是當時出口商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歐發展了近代絲綢業，中國絲綢逐漸被排擠出西歐市場。同時，又增加了對中國生絲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58頁。）。當時中國絲類出口主要"有白絲、白經絲、白繅絲、黃絲、黃經絲、黃繅絲、野蠶絲、野蠶繅絲、蠶繭、亂絲頭、爛繭殼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蘇稅務處為出口絲繭價格致蘇總商會函》，《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788頁。）。蘇州地區的吳江縣是其重要的絲織業基地，震澤絲是吳江蠶絲業的支柱，長期以來，震澤只繅絲而不織綢，其繅絲純是以出售為目的的商品經濟，由于家庭繅絲業零星分散，生絲購銷極為不便，絲行行業應運而生，以溝通產銷渠道（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蘇州的手工業行會》，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經濟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豐年間的徐世興絲行是近代震澤鎮上有記載的最早的絲行（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0頁。）。
盛澤鎮作為絲綢生產中心，同時也是生絲聚集地。盛澤本地不產絲，其生絲主要來源于浙江的雙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據《盛湖雜錄》記載，盛澤絲業在清"咸同間局面極闊在，外縣皆直接收買，用護照運銷各地，而以上海出口為大宗，名曰洋莊，歲銷額值銀千余萬"（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62頁。）。
同治以后，盛澤絲業經營范圍僅限于織造用絲的購銷，震澤絲經則始終保持出口。替代輯里湖絲而崛起的震澤輯里干經，出口外銷全盛期在19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緒6年（1880），僅震澤一地出口即達5500包（每包約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緒33年（1907），達13100包，其后至民國8年（1919）均在萬包以上（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2-84頁。）。當時全國白絲經出口僅南潯和震澤兩地，震澤的白絲經出口約占總數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為歐洲市場。
民國初年絲織產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趨勢，本世紀20年代中期，出口開始下降，在出口商品價值比例上，生絲比重高于絲綢的比重。當時中國出口英國的商品中，主要是絲、茶兩類，其中絲在英國市場上的貿易量僅次于法國和英屬印度，在英國市場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64-966頁。）。而絲綢在歐洲的市場貿易量則遠遠低于生絲。
蘇州絲織品的對外貿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為大宗，"清光緒間，運俄綢緞歲有巨額，以海參威為無稅口岸，運商皆由此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日本市場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蘇緞商"自往設莊營業，關稅值百抽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蘇、浙、閩商往長崎貿遷寄居者，絡繹不絕"（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朝鮮市場更是當時蘇州絲綢的主要出口地，其紗緞銷售高麗市場占30％（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國駐朝鮮元山和仁川領事館的商務報告中，均有各類盛紡輸入的記載（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頁。）。"韓人夙愛祖國，故其全國所需要之禮服，向來悉用蘇州專造之高麗紗緞"（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其對外貿易較大者向有二種，一行銷高麗、安東等處者，名高麗紗緞，一行銷南洋群島各處者，各曰闊貨"（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到前，蘇州紗緞銷售到朝鮮的，有宮紗、亮紗、仿綢、素羅、板綾、庫緞等品種（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歲值一千五百萬以上，工商之賴以生活者甚眾（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7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日、意、法等國蠶絲生產銳減，給中國蠶絲出口一絕好的機會，輯里干經供不應求，絲價飛漲，每百兩自45元漲至100元左右（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5頁。）。盛澤綢在其行銷極盛時代，"遠及南洋群島、東方諸國，甚至北歐、南美、俄國，每年輸入國外及供給全國各地，統計生產約一千數百萬，故當年有一日萬綢之豪語"（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5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國開始征收高額關稅之后，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場由于受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的影響，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
海外貿易的發展推動了蘇州地區的絲織業，吳江縣則保持領先地位，據不完全統計，1913年江蘇省25縣桑田總面積為1023004畝，其中吳江縣200000畝，占總數的19.55％，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6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產繭63081689斤（其中春蠶繭49366655斤，夏蠶繭13715034斤），吳江縣產繭5800000斤（其中春蠶繭5000000斤，夏蠶繭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3-44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蘇省21縣制絲人數達350417人，吳江縣945000人，僅次于溧陽縣（制絲人數134024人，占總數38.25％）；全縣全年共產絲2049486斤（其中人工揀制1715266斤，機器揀制334220斤），而吳江縣產絲1100000斤（全系人工揀制），占總數53.67％，高居首位（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
到1917年，蘇州吳江的盛澤鎮大約"共有8000臺織機，幾乎全部都在盛澤鎮周圍二十五華里以內，所產絲綢，大部分是輕量的，所有生絲再繅，牽經上機以及織綢全由婦女為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據估算，當時盛澤鎮各類絲綢每天正常產量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個工作日計，年產90萬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兩計，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產過程中生絲的損耗，當時蘇州為35％，而盛澤鎮已減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則全年共用生絲的總數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7頁。）。由于盛澤本地不產絲，這些絲絕大部分來自南潯、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興、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帶動了周邊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
市場需求的發展促進了蘇州絲織業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首先是在生產技術方面的進步，民國時期的蘇州絲織業已開始注意現代新技術和機制工具的引進。1919年，由民間袁鐘瑞、沈鵬、張文蔚等集資創設經成絲織有限公司，購進提花鐵機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綢1650匹，每匹價值37元至40元，運銷上海、廣東、天津、北京及長江各埠"。其織出之綢，"新麗奪目，精美異常，尤推為綢業中之特色"（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這一行為榮獲當時農商部的獎勵（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1920年，蘇州從日本引進了第一臺電力絲織機，不久即發展到24臺（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戰前夕，蘇州絲織業已擁有電力織機2100臺（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0頁。），生產工具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次，產品的原料結構發生變化--改變了傳統的以純天然絲為原料的生產形式，一些人造絲與天然絲的混紡品也加入了絲織品的行列。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國外人造絲和人造絲織品的輸入，傳統的天然絲織產品受到沖擊（注：據海關貿易報告，我國1919年始有輸入人造絲的記錄，參見《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2-284頁的有關資料。）。
由于人造絲與棉紗的混合品較純蠶絲品價值低廉，很快為國內各個階層人們所喜愛，其"光澤之美麗逾于真絲，更以紡織學之精巧，與棉紗混合制造人造絲之織品價值既廉，用途尤廣"，"財力不能著綢緞者固所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綢緞者亦以其值廉與夫光澤美麗而購用之"，因而"服用人造絲織品者變漸增多"（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1-283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人造絲及外國機制產口的輸入給傳統的蘇州紗緞以極大的沖擊，"生機益形斷絕矣"（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這是世界市場經濟對蘇州絲織業的又一影響；由產品原料結構的變化帶來了蘇州絲織品銷售市場的變化--絲綢貿易開始傾向國內市場，到1933年，盛澤絲織品運銷總額五百余萬元，天然絲織品僅百余萬元，其銷路則"東北已絕跡，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蘇浙閩及長江流域一帶"（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7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絲織品結構及銷售市場均發生了很大變化。
30年代中期，以蠟線和人造絲為原料的中山葛年銷額已占總銷售額的75.12％，其他人造絲織品如條子紡和天真紗，年銷近10萬元；而傳統的天然絲織品盛紡年銷僅6萬匹，加上印度紡，洋紡等品種，僅占總數的16.435（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0-182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銷售市場也主要轉向國內。
第三方面，絲織業的發展，帶來了蘇州地區市場機制及社會關系上的新變化。
19世紀下半葉，震澤業市由內向轉為外向，著名的輯里絲及絲經由湖絲船裝至上海轉口輸出，震澤絲市東延至滬，咸豐十年（1860），震澤、南潯兩地絲商為推動出口，在上海合力組織江浙絲經同業總公會，震澤各絲行，絲經行或單獨或聯合派員常駐上海絲棧，辦理收貨及成交和結算等業務，絲棧建有倉庫，絲貨入棧后，由通事（兼翻譯和跑街雙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銷售，絲棧與絲行，絲經行之間建有相對固定的業務關系（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4頁。）。
本世紀20年代，震澤鎮上絲行共有二三十家，絲行按其經營性質，范圍主要分為三類：鄉絲行--收購土絲，略加整理后轉售于絲經行，綢絲行--收購土絲，大部分為肥絲，分檔后售于蘇州、丹陽、盛澤等地織造綢緞；吐絲行--收購繅絲及搖經過程中剔下的廢絲，整理賣出，大多用于制造絲線。
盛澤鎮的綢領頭，既要幫綢莊選辦貨物，又要代替機戶銷綢，成為介于綢莊與機戶之間的仲賣人，按綢價之高低收取傭金，機戶將綢送交綢領頭，即可向綢領頭支借現金約七八成，綢領頭負責將綢賣出，若有余則交給機戶，不足則向機戶追回前所支借現金的一部分，其特點為綢領頭必須替機戶將綢賣出，而何時賣出，則機戶不能過問（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這些絲行綢莊所反映出來的市場機制來看，這一時期江南市鎮內部管理流通的市場機制較以往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已大不同于傳統封建制度下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牙行內部和領投之間分工極細，它們向生產者傳遞商品市場信息，向商人傳遞產品生產信息--從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場機制的運行功能（注：樊樹志：《江南市鎮的市場機制--吳江個案再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月號。）。
另一方面，絲織業的發展也帶來了蘇州地區社會關系的許多新變化。"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蘇州紗緞業在盛時，共有木機9000余架，職工30000余人，連同摔花、機具工、掉經等男女人幾之賴以生活者，約十萬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僅盛澤一地，當時"以絲織為業者，殆不下萬戶，男女工作人數殆在五萬以上，所織之綢如綾、羅、縐、紗、紡等類，歲可出數十萬匹至一百萬匹，行銷各地，除本國各省外，其外洋如高麗、＠①羅、印度以及歐美各國，莫不有盛澤綢之銷路"（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眾多的人以絲織為業，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格局。以蘇州地區的吳江縣為例，1935年2月，吳江縣各鄉鎮各類副業總收入為15015942元，其中機織品收入最高，達9580000元，占總收入的63.8％，加上絲、絲繭、綢收入，共10543400，占總收入的70.21％（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09-311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換言之，吳江地區的紡織業收入已大大超過農業收入，紡織業實際上已成為農民經濟生活的"主業"。
在傳統的中國農業經濟中，農村副業無處不在，農副業緊密結合所表現出來的小農經濟的堅韌性，是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卻導致了傳統農業結構中"副業"一詞內涵的變化。以盛澤為例，盛澤的織綢并沒有大規模的工廠，"盛澤紡綢，為一種農民副業，無所謂綢廠，農家織綢，賣于綢莊，農民為生產者，綢莊為銷售機關"（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換言之，盛澤的絲織品"皆系零散機戶，散處鄉間，工人即系本地之鄉人，純為家庭工業，……蓋鄉人之居室即為織造之工場。凡機戶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織機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機，且機戶中亦有時織時止者"（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90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這些機戶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農民，盛澤的紡織業，也確是農村副業的一種。但是，仔細探究其內部的關系，就會發現，盛澤的紡織業做為副業，和普通地區的副業大不相同，我們通常所講的副業，主要指農民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情況下，于農閑時從事的從屬于農業的一種職業，農民的主要收入當然還是以農業為主，而盛澤的情形則不然，"該地農家多以紡綢所得為主要收入，農田收獲，反漠視之，大約農戶依此為生者，約2萬余人"（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事紡綢業的農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農，可是對于農業并不重視。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是在于紡綢，這一年紡綢業如興盛，他們竟至可讓土地去荒蕪。所以，年歲的豐歉，他們視之漠然，而紡綢業的盛衰，卻是他們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7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在這里，傳統意義上的副業實際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業"。這一變化在當時的全國范圍內或屬鳳毛鱗角，但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地區卻是不爭的事實，正是這一"主、副業"的顛倒，帶來了江南地區土地關系的新變化。
自清代道咸以來，上海地區農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趨勢，其主要原因是，伴隨近代化的步伐及新興工商業城市的發展，出現了各種農業外的投資機會。與工商業利潤相比，傳統的地租就顯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對購買土地已不感興趣，他們逐漸放棄了傳統的雇工經營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攜帶著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遷往新興的工商業市鎮，把它們變成新式的工商業資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帶來地權的分散化（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地權分散化的直接體現是以中農為主體的自耕農經濟比重增大，并出現了"一田二主"、"田底權與田面權分離的"現象（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澤鎮從事紡織的農民，他們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農，可他們對于農業并不重視，"農家織綢賣于綢莊為該地農家之主要收入，農國收入反漠視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他們還常常把土地轉租給來此地打工的紹興、溫州等外鄉人，傳統的封建土地關系實際上已被打破。
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及由此帶來的土地關系的變化確實值得注意。從明清到民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生產力基礎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從歷史"長時段"的發展角度來看，民國初年的蘇州經濟實際上是明清以來江南經濟發展延伸的縮影。在農村，像盛澤及其周圍地區的經濟仍是以傳統的小農經濟為主，但由其紡織業的發展而帶來的土地關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新變化，則為我們展示了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逐步解體的一種途徑，也是傳統農村經濟發展前景的一個縮影；在城鎮，隨著大量的專業經濟市鎮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經濟功能的增強，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地主投資。以蘇州而言，從20世紀開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場及機制工廠，開辟了近代機械工業的先河，預示著傳統手工業經濟向近代工業經濟過渡的必然趨勢。
四
本世紀20年代后期始，蘇州絲織品的國際市場呈萎縮態勢。其原因，除傳統產品自身的缺陷--式樣老化，不規范，生產工藝落后，難以適應歐洲新潮多變的市場需求以及消費觀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滯后等因素外（注：據有關史料，生產工藝的落后，制約了蘇州絲織業海外市場的進一步拓展，市場信息的閉塞，消費觀念的局限使絲織品生產者不能主動調整產品結構，也缺少主動適應市場變化的意識。）。帝國主義的關稅壁壘和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則是導致其絲織品海外貿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國初年，日俄等國為排斥中國絲織品開始征收高額關稅，蘇州絲織品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1932年盛澤各類紡綢的28個品種中，外銷產品只有8個，主要銷往香港、＠①羅、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銷國內（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到30年代后期，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具體地說：
朝鮮市場：后，日本吞并朝鮮，并把持入朝商品關稅。1920年以前尚未加稅，其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三十，最低稅率為百分之十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1920年始征高額奢侈關稅，值百抽百"以拒華綢"（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5-937頁。）。到1931年，日本人造絲大量傾銷朝鮮，并趁杜絕中國絲織品進入朝鮮市場之際，"仿造我國同樣絲織品及人造絲織品，以廉價競賣給朝鮮人所用"，至此，中國絲綢在朝鮮完全絕跡（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895頁。）。
日本市場：自1924年7月開始征收奢侈品稅，值百抽百，"遂無運往者"（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
美國市場：美國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綢"，而"華綢門面太狹，裁西服頗不合算"，且"貨物之光彩"不及他國機織產品，絲綢被擠出美國市場（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4頁。）。生絲方面，由于中國繅絲方式陳舊，絲條不均，不能應付美國綢機之用，因此曾一度風靡美國的輯里絲也逐漸退出美國市場，1923年，中國生絲出口美國僅占其市場的6％（日本占80％強）（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9頁。）；1928年9月，紐約組織生絲交易所以推動日益發展的美國絲業，但交易所明確聲明，"惟將來交易以日本絲為限"，以"華絲價格過高，行銷不廣"，不能迎合美國之標準為理由，拒絕華絲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61頁。），中國生絲在美國竟無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國、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國絲織品銷售市場均出現萎縮（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
絲織品作為消費層次較高的商品，售價也較高，沒有棉布的消費層次廣，"吾鄉綾一匹，平價銀2兩以上，織文極細，……弘治間，綾匹官給銀一兩，……近時乃有銀10兩，買綾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計綾匹銀一錢，布匹銀三分而已"（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換言之，一般性的絲織品，其價格要貴于棉布三倍左右，這就使它失去了人數最多的廣大的國內下層消費者，就清代蘇州地區絲織品市場變化看，雖然其在國外市場銷售中仍然保持優勢地位，沒有像棉布那樣受到其它地區產品的嚴峻挑戰，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風的影響，消費層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國內市場有所擴大，但總體上看，絲織品的市場貿易沒有棉布市場貿易廣泛，其產品市場貿易的觸角雖很遙遠，但經濟意義則遜于棉布（注：張海英：《明清江南地區棉布市場分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就市場購買潛力而言，江南絲織品的真正出路還應該是海外市場。
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則成為蘇州絲織業海外貿易劇烈萎縮的致命原因，震澤絲產銷路停滯，價格慘跌，"絲商遂無法維持，相繼歇業"（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70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加上淞滬戰爭、日絲傾銷的影響。1934年后，絲價一蹶不振，震澤"絲行相率停業，開行應市者，以嚴墓平望計之，不及從前十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61-984頁。）；蘇州地區的眾多工廠"先后報閉，無力經營"，創于光緒元年的著名老字號同泰怡紗緞莊"鑒于紗緞業之一蹶不振"，亦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停業（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593-595頁。）。絲織業陷入一片蕭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