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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鄉村治理研究綜述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中圖分類號：F320.3 文獻標識碼：A DOI 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ascenda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cademics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mode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obtained some valuable result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d mostly below normal. From the tren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villages， but also to focus o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summary
自20世紀20年代起，研究農村問題的專著在我國陸續面世。1998年，在治理理論的基礎上，華中師范大學學者提出“鄉村治理”的概念。隨著該理論在鄉村管理工作中的廣泛應用，學術研究也愈來愈深入，從現有文獻來看，學者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鄉村治理主體、治理權力配置方式、治理目的以及治理過程等4個方面[1]。
1 鄉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觀點
1.1 鄉村治理內涵
在治理主體方面，趙樹凱[2]認為，鄉村治理中多種主體參與，通過協商談判等方式來解決分歧，實現共同治理。郭正林[3]提出，鄉村治理的主體應該是鄉鎮的黨委政府及其附屬機構，以及村委會等村級組織和各種民間團體。在鄉村治理目標上，賀雪峰[1]認為“鄉村治理是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其中“有序發展”也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徐勇指出進行現代化鄉村建設是治理的目標。
1.2 鄉村治理機制
由于公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腐敗問題日益嚴重。陳力予等[4]提出戶代表會議制度，以戶為單位，成立村民小組會議，協商、監督村務。王朋琦等[5]指出新農村建設在操作機制上要走出傳統誤區，禁用“指標攤派”的方法，慎用“試點推廣”的方式，避免“典型激勵”的慣性，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難方面，張恒利[6]提出要重建農村公共財政運行體制，改革農村公共產品供應機制[6]。針對當前村民選舉非理性投票過多，精英政治受到阻礙的現象，盛義龍[7]提出選舉機制要與鄉村治理保持整體一致性，特別需要與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相結合。
1.3 鄉村治理模式
陳洪生[8]以村民自治實施效果為出發點，通過對影響社會自主性的發育與發展的4個基礎性條件――經濟發展、利益分化、公民素質以及政府控制和主導社會力量的程度的分析，提出了自覺自治鄉村治理模式。龍立軍[9]以廣東珠海幸福村建設為例，提出構建可運轉的鄉村治理模式。將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設之中，并使其機制化，使得鄉村的發展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續化。王海俠等[10]通過對江西分宜的鄉村治理模式進行考察，提出從“黨建+村民自治”的角度來進行治理探索，以黨建強化鄉村治理的思路的分宜模式，運用“黨建+”理念，強化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高村民自治水平。閻占定等[11]提出嵌入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鄉村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與鄉村治理結合的產物，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參與到鄉村經濟、政治和社會建設之中。鄶艷麗[12]以巴林左旗后興隆地村為例，提出了“農民置上”的本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農民始終作為受益和實施建設的主體，其政策效果具有擴散效應。
1.4 鄉村治理路徑
張繼蘭[13]認為可以通過完善協商互動機制、建設服務型政府等路徑來解決鄉村社會自主性缺乏、鄉村組織不健全、治理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周朗生[14]擇取較有代表性的云南鄉村治理為考察對象，提出了大力發展農民合作組織、完善鄉村的治理結構和切實解決鄉鎮財政困難、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等路徑開展鄉村治理。唐紹洪等[15]提出在現有的基礎上對各決策主體進行權力關系界定，走多元化主體治理的科學發展道路。趙艷霞等[16]在調查唐山農村新民居建設后，提出鄉村治理的成功路徑是開展新民居建設。蘭海洋[17]認為當前要實現中國鄉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徑：一是優化治理結構，政治生態和諧化；二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鄉一體化和農業現代化；三是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
2 鄉村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2.1 基層民主建設滯后
因鄉鎮基層民主建設的滯后性導致很難有效推進村民自治的民主化進程。在王華[18]看來，由于缺乏有效監督，腐敗現象嚴重。賄選、不合理決策與管理現象屢有發生。高寶琴[19]提出當前村民自治組織長期缺乏有效組織形態，是治理危機出現的重要因素之一。歐陽雪梅等[20]認為基層政府缺少民主素質教育，致使村民主人翁意識不強，從而導致村民自治能力不強。
2.2 鄉村治理主體混亂，機構權利分工不明
歐陽雪梅等[20]認為由于治理權力配置不明，一方面導致村委會與村黨支部在權力間的沖突，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與村民在管理上的沖突，影響了治理目標的實現。鄭紅娥等[21]提出，國家行政權和村莊自治權的沖突是目前鄉村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在鐘漲寶[22]眼里，缺乏合理有效的機構、人員改革是鄉村治理面對的困境之一。
2.3 鄉村債務問題突出，農民生活不夠寬裕
在李文政[23]看來，鄉村治理面對的困難不僅是管理及文化教育上的缺陷，經濟發展落后與農民積貧積弱問題同樣嚴重。趙艷霞等[24]提出鄉村治理的制約條件包括民主化的現實制約、法律制約和經濟制約。袁金輝[25]認為目前鄉村仍受到小農經濟的束縛，收入低，債務多。鐘宜[26]提出因財政經費短缺，鄉鎮為發展只得過度干預村莊事務。同時基層政權缺少財政來源，村、鄉兩級財政缺口過大，故造成當今治理困境。
2.4 其他方面
劉勇[27]認為由于我國幅員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村民政治素質不齊。當利益受損，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及方式維護自身利益時，越級上訪、申訴或暴力對抗等就容易成為他們維權的工具，這嚴重破壞了鄉村治理的政治環境。陳柏峰等[28]認為灰色勢力是治理鄉村的一個惡疾。
3 完善鄉村治理的對策
3.1 推進基層民主建設，完善村民自治
李文政[23]覺得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組建公共服務體系，重視村民自治，發揮村委會作用是治理鄉村的路徑之一。張志英[29]認為進行新農村建設需加強村民自治、大力發展創新村民組織。李莉等[30]提出鄉村治理的關鍵是兩個尊重：一是尊重村民意愿，二是尊重村民自主性。
3.2 加強鄉鎮制度建設，加快服務型步伐
在馬寶成[31]看來，完善鄉村治理一方面需要體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強建設現代化村莊。韓冰[32]提出解決當前問題需要根據現實情況進行鄉鎮體制改革，完善管理模式，規范和完善有關村民自治法律法規，大力發展村民組織，建設現代化鄉村。陳雙鵬[33]認為減少治理危機出現的方法有改革基層組織，特別是鄉鎮政府；建立村民參與政治的合理機制，動員建立村民組織。
3.3 提高村民民主素質，加強政治文化學習
張曉忠等[34]認為要在尊重村民權利和自由、保障村民權益的基礎上提高村民的組織化水平。劉勇[27]認為村民非理性化的利益訴求方式影響了和諧的政治環境。因此需要對村民開展政治參與培訓，推動村民合法合理參與政治生活，為鄉村政治和諧化發展提供有效保障。歐陽雪梅等[20]認為開展村民意識教育是完善鄉村治理的對策之一。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鄉村治理理論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不少學者研究了鄉村治理的內涵、機制、模式、路徑，分析了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還缺乏系統性和整體性，鄉村治理機制和鄉村治理模式的研究還需進一步深入等。從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實證研究更是鮮見。從趨勢看，不但要重視鄉村的理論研究，更要注重對鄉村治理實踐中具體問題的分析，尤其是對個案經驗的總結；研究方法應當多樣化，尤其是運用數理模型和先進技術手段進行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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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討綜合護理干預對常德地區養老院老人生活質量的影響。方法收集常德市養老院老年人建立檔案120人次，采用整群抽樣方法，隨機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各60例，干預組接受綜合護理干預，對照組接受一般的生活照顧，干預12個月時，采用生活質量量表分別對兩組老年人的健康行為、日常生活能力、心理功能、功能獨立康復程度進行比較。結果 入組時，兩組生活質量評定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12個月時，干預組生活質量評分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關鍵詞】護理干預 ；養老院；生活質量
據全國老年辦消息，到2008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已達到1.6億，占總人口數的12%，到2020年將達到2.48億，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峰值，總數為4.37億[1]。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標準，我國已進入老年社會。養老院已成為目前大多老年人的歸宿。但目前養老院缺乏專業人員對老年人進行系統的護理干預，本文旨在探討綜合護理干預對養老院老年人生活質量的影響。為提高其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提供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本調查是在常德地區3家養老院老年人的健康檔案中，采取整群抽樣方法，抽取120例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年齡結構為60～90歲之間，平均年齡為（68.45±21.21）歲。其中60～70歲老年人60人（50.00%），71～80歲56人（46.67%），81～90歲4人（3.33%）；男58人，女62人。納入標準：1、年齡≥60歲；2、意識清楚，有閱讀能力或可用語言表達，與調查人員溝通無障礙；3、排除精神障礙、認識障礙、重癥及疾病終末期患者
1.2方法
1.2.1干預方法
研究人員通過與老人的交談、溝通，征得老人的同意和配合后，說明干預的目的，評估包括老人的一般資料、健康行為、日常生活能力、心理狀態，、功能獨立程度，評估結束后，發給健康手冊。
1.2.1.1干預組
安排經過培訓的1名醫生和2名護理人員進行集中和針對性干預。內容包括（1）心理護理幫助老人建立情緒宣泄渠道，用積極的情緒引導老人建立平衡的心理狀態；采用放松療法，對有心理問題的，聯系心理醫生，給予治療。（2）健康行為干預 告知老年人不良健康行為的威脅和危害性，鼓勵老人建立健康行為，如按時進餐，保持適當的體重，每天6小時以上睡眠。戒煙、戒酒。指導養老院按規范制定食譜。對于有糖尿病、高血壓等特殊疾病的患者應有針對性的食譜。制定個性化的運動方案、包括運動項目、運動時間、運動量等。定期評估效果。（3）日常生活能力訓練 對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的老人進行訓練，包括穿衣、進食、如廁、沐浴等，行動不便的老年人進行康復訓練。（4）慢性病管理 指導按時服藥，必要時作好藥物標記。強調服藥的注意事項及不良反應。第1月每1周1次，第2-6月每2周1次，第6-12月每1月1次。同時發給健康管理手冊。
1.2.1.2對照組
只發健康管理手冊，由養老院護理人員提供生活照顧及定期培訓指導。
1.2.2評價指標
1.2.2.1健康行為評價健康行為評價[2]主要包括：經常吃早餐，飲食規律，保持適當體重、適當睡眠，經常參加體育活動，不飲酒、不抽煙。
1.2.2.2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該量表[3]程度分為四級：完全自理、有些困難、需要幫助、完全不能自理，分別賦值1-4分。分值越高，表示自理能力下降越明顯。
1.2.2.3心理功能評定 采用抑郁自評量表作為老人的心理功能評定指標。包括20個條目，每一條目相當于一個有關的癥狀，反映精神性-情感癥狀、軀體、精神運動和抑郁的心理障礙。每個條目均按1-4級評分，分數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
1.2.2.4功能獨立性康復程度評估 包括運動功能和認知功能兩部分，共16個小項 [3]運動功能包括：吃飯、洗澡、穿衣、排便等。認知功能包括：理解能力、表達能力、社會交流、記憶力。程度分為6級，按獨立完成、部分獨立、需要督促、一些幫助、很大幫助、完全幫助進行評分，分數越高，表示功能獨立程度越差。
1.2.3資料收集
由經過專門培訓的2名護士進行資料收集，強調收集前先和研究對象進行溝通、交流，建立良好關系并征得老人的同意和配合后，說明干預的目的，要求。當場發卷當場回收。
在干預前及干預12個月時各發放問卷1次。共發放問卷240份，收回有效問卷240份，回收率100%。
1.3數據處理
用EpiDate3.0錄入和計算機邏輯核對方法，發現錯誤，及時修正；用SPSS 15.0統計軟件完成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
[關鍵詞] 優質護理模式；重型顱腦損傷；開顱術；綜合生存質量；影響
[中圖分類號] R473.5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09（b）-0149-03
顱腦損傷是致殘率與致死率均相對較高的一類頭部損傷，而其中又以重型顱腦損傷的致死率尤甚，可達50%左右[1]，因此早期及有效的手術治療是改善預后的重要保證。同時臨床研究顯示，此類患者術后的康復階段仍然面臨較多的護理問題，而護理干預的有效程度又是對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疾病改善影響較大的方面，因此選取合適的護理模式是必要的前提[2]。本研究就優質護理模式對重型顱腦損傷患者開顱術后綜合生存質量的影響進行觀察，并將觀察結果分析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2013年1月于河北省興隆縣人民醫院采用開顱術進行治療的70例重型顱腦損傷患者為研究對象，將70例患者遵循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35例）和觀察組（35例）。對照組35例患者中，男21例，女14例，年齡20～66歲，平均（35.3±5.8）歲，受傷至就診時間0.3～12.0 h，平均（3.2±0.5）h，損傷分類：顱內血腫伴腦挫裂傷18例，硬膜下血腫12例，其他5例；致傷原因：車禍致傷23例，銳器致傷8例，其他原因致傷4例。觀察組35例患者中，男22例，女13例，年齡20～67歲，平均（35.4±5.6）歲，受傷至就診時間0.3～12.2 h，平均（3.3±0.4）h，損傷分類：顱內血腫伴腦挫裂傷18例，硬膜下血腫11例，其他6例；致傷原因：車禍致傷24例，銳器致傷8例，其他原因致傷3例。兩組重型顱腦損傷患者的個人基本資料及疾病資料數據比較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兩組患者均采用標準外傷大骨瓣開顱手術進行治療，在手術程序及效果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具有可比性。對照組術后采用常規的護理程序進行干預，即首先對患者進行密切的生命體征監測，注意擺放，避免嘔吐物誤吸，另外，注意引流管的護理及注意鼻飼等營養支持，對于清醒后恢復期患者則給予必要的心理疏導及康復指導。觀察組則以優質護理模式進行術后的護理干預，即在對照組常規護理的基礎上，將原有的護理程序涉及的范圍進一步擴寬，并且將護理細節進一步細致化，同時將護理監測觀察進一步密集化，同時護理問題的解決過程中不僅僅局限于問題的解決措施本身，而是延伸至其相關影響因素方面，從而達到提升整體護理質量的目的，并且注重進一步提升對患者心理需求的滿足，尤其是清醒康復期患者對于各方面需求的評估結結果應納入護理評估的范疇，并且隨著患者狀態的好轉不僅改進護理程序與細節，使之更為契合患者的康復需求與心理需求，即整個護理過程中均實現針對性、細致化、延伸性及身心需求滿足的整體平衡與協調，最終實現有效促進患者康復的目的。然后分別于護理干預前和護理干預后第2、4周采用顱腦損傷患者生活質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after traumatic injury，QOLIBRI）量表、康奈爾醫學指數（cornell medical index，CMI）量表和焦慮抑郁他評量表對兩組患者進行評估。
1.3 評價標準
①QOLIBRI量表是有效評估顱腦損傷患者生存質量的量表，經驗證在我國臨床應用中具有較高的信度效度，本量表共涉及對患者的8個方面的評估，分別為總體感覺、思考能力、情緒自評、獨立性、人際、消極感、身體總體狀態及困擾等，本研究中將每個方面最終均換算為百分制前五項分值越高狀態越好，后三項則以分值越高表明問題越嚴重，狀態越差[3]。②CMI量表是臨床中應用于住院患者評估生活狀態，尤其是心理方面狀態的有效量表，其在我國住院患者中的應用價值較高，其共包括195個評估問題，其包括對患者的綜合生活狀態及心理方面問題的評估，其中綜合狀態的陽性分值分界值為30分，而心理方面問題方面的陽性分界分值為10分。③焦慮抑郁他評量表是有效評估患者不良心理情緒的他評量表，其中的焦慮和抑郁方面分別評分，焦慮方面以7分以下為陰性，抑郁方面則以8分以下為陰性[4]。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統計軟件SPSS 15.0對實驗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護理干預前后的QOLIBRI量表評估結果比較
觀察組護理干預前的QOLIBRI量表8個方面評分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而護理干預后2周與4周時總體感覺、思考能力、情緒自評、獨立性、人際評分均高于干預前，且高于對照組，而消極感、身體總體狀態及困擾評分則低于干預前，且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護理干預前后的焦慮抑郁他評量表評估結果比較
觀察組護理干預前的焦慮抑郁他評量表焦慮、抑郁陰性率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而護理干預后2周與4周時陰性率則低于干預前，且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護理干預前后的焦慮抑郁他評量表評估結果比較
[n（%）]
注：與同組護理前比較，*P < 0.05；與對照組同時間比較，#P < 0.05
2.3 兩組患者護理干預前后的CMI量表評估結果比較
觀察組護理干預前的CMI量表綜合方面和心理方面評估陽性率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而觀察組護理干預后2周與4周時陰性率則低于干預前，且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3。
3 討論
重型顱腦損傷所導致的傷殘率及病死率極高，并且疾病危急，變化急驟，患者臨床預后相對較差，因此早期診斷與治療則顯示尤為重要。臨床中對于本病的治療方法種類較多，其中標準外傷大骨瓣開顱手術的效果廣受認可，臨床療效相對較佳。但是研究也顯示，護理對于患者術后的康復效果影響也較大，其對于患者的身心方面的改善均有著積極的臨床作用。但是不同護理模式的干預效果差異也較大，因此在選擇護理模式方式的重視程度也一直較高。以往的護理模式雖然能夠涵蓋疾病狀態的需求，但是隨著人們要求的提升及臨床技術的發展，其已經不能有效滿足患者的需求，尤其是患者心理方面的需求，而心理方面的不良波動不僅僅可造成患者的疾病的波動[5-6]，對于患者的治療態度也產生著極為不利的作用，甚至影響到患者的治療信心，故認為在對護理模式進行選取的過程中應充分重視對患者身心雙方面的干預，即綜合生存質量的干預。
優質護理模式是近些年來臨床應用熱度較高的一類護理模式，其是應患者高質量護理要求而發展起來的，因此在護理程序與細節方面更為細致，并且干預面也更廣，另外在護理程序安排與細節制定方面也更注重患者的身心需求，尤其對于患者心理方面的疏導更為重視，另外，對于患者的基礎生活也給予更為優質的護理[7]，因此患者在接受較佳治療的基礎上，也接受到更為細致優化的護理。
本文就優質護理模式對重型顱腦損傷患者開顱術后綜合生存質量的影響進行觀察，并將觀察結果與采用常規護理干預的效果進行比較，比較結果顯示，優質護理模式干預后的患者其QOLIBRI量表、CMI量表和焦慮抑郁他評量表評估結果均相對更好，說明患者的生活質量和心理狀態均得到更為有效的調整，尤其是患者的心理方面得到更大幅度的改善，而分析其優勢明顯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與優質護理模式在對患者進行護理的過程中不僅僅有效遵循了原有護理模式的長處，且在此基礎上將其進一步提升，另外，對于患者的個性化護理問題的解決也更為細致有關，再者，此護理模式兼顧了患者的身心雙方面的需求[8-9]，故護理效果更為明顯。
綜上所述，優質護理模式可有效改善重型顱腦損傷患者開顱術后的綜合生存質量，其更有利于患者的術后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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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中村”;文獻綜述;展望
一、關于“城中村”的概念研究
（一）“城中村”的定義
在早期的研究中，李增軍（1995）把“城中村”稱為都市里的村莊，田莉（1998）把“城中村”稱為都市里的鄉村，敬東（1999）把“城中村”稱為城市里的鄉村，叫法并不統一，2000年左右逐漸統一為“城中村”。
從地域和社會關系的角度定義，代堂平（2002）認為，從地域角度上講，“城中村”現象是指已被納入城市范疇的局部地區;從社會屬性的角度上講，“城中村”現象屬于傳統的“農”村社區的矛盾現象，是一種特殊的社區。
從區位和社會特征的角度定義，張建明（1998）指出，“城中村”位于城鄉邊緣地帶，一方面具有小農經濟思想和價值觀念，保有著鄉村的某些景觀;另一方面擁有城市的某些基礎設施和生活方式，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
從土地利用和土地產權的角度定義，李俊夫（2004）指出：“‘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規劃區范圍內或城鄉接合部，被城市建成區包圍或者半包圍的，沒有或者僅有少量農用地的村莊。”
（二）“城中村”的分類
根據研究角度的不同，研究者把“城中村”分成不同的類型。根據城市與村莊相交接的形態特征的劃分，陳怡等（1999）將“城中村”劃分為內切型、外切型、飛地相鄰型、相離型、全包圍型及半包圍性這六種類型 ;根據“城中村”相對區位的劃分，李培林（2002）將“城中村”劃分為六種類型，包括處于繁華市區、處于市區周邊、處于遠郊、還有較多農用地的村落、還有少量農用地的村落、已經完全沒有農用地的村落。李立勛（2001）把“城中村”劃分為成熟型的（近中心區）、成長型的（中心區外）、初生型的（建城區外、規劃區內）三種類型，李培林和李立勛根據相同的劃分方式，得出不同的類型的“城中村”;根據各種因素疊加效果的劃分，張建明（2003）采用聚類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將廣州市的海珠區和天河區的44個“城中村”劃分為土地資源充足型、基礎設施優越型、集體經濟實力型三種類型;根據土地利用類型的劃分，李俊夫（2004）將“城中村”劃分為三種類型，包括尚余較多農地、農用地和建設用地比例大致相當以及幾乎沒有農地;根據“城中村”社會形態的劃分，李津逵（2005）將深圳市的“城中村”劃分為三種類型，包括本地農民的村落（城市出現之前）、本地失去耕地農民的就地集中安置區（城市建設中）、原住民面向外來低收入階層的廉租屋區。
（三）“城中村”的特征
1.景觀特征。“城中村”建筑密度太大，形成“ 貼面樓”“一線天”“ 握手樓” 等獨特景觀; 缺乏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公共綠地與體育等設施（藍宇蘊，2001）。
2.人口特征?，F在“城中村”的人口構成比較復雜，外來人口多，有相當強的異質性，不像傳統的農業社區人口構成相對單一。由于本地人局限于與本地人交往，外地人局限于與自己同屬一個地域的人交往，以及本地人與外地人在收人、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存在的差異，導致本地人與外地人的交往比較少，關系淡薄（劉偉文，2003）?！俺侵写濉比丝诿芏雀撸丝谝幠４髶碛写罅康臅鹤∪丝?，本地村民數量不多，暫住人口的比例甚至超過本地人口（郭艷華，2002）。
3.社會特征?！俺侵写濉贝蠖嗵幵谵r村管理體制之下，實行農村集體所有制;缺乏像城市一樣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社區管理;人口構成相當復雜并且外來人口比較多，治安比較差（侍克善，2005）。由于歷史的原因，“城中村”在道路、排水、供暖供電、垃圾處理等方面并沒有與市政設施干線配套，造成了基礎設施不完善（張成福等，2004）。
4.經濟特征。由于“城中村”缺乏農業用地，使其以第二、三產業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同時城市建設征地的補償也是城中村集體經濟收益的一個重要來源（郭艷華，2002）。“城中村”的村民主要的經濟來源是房產出租、經營性勞動和分紅?！俺侵写濉钡拇寮w有大量的土地、房產、廠房等租金收入，而每個村集體一般都會結成實行股份制經濟社（劉偉文，2003）。
二、關于“城中村”的形成原因
（一）局部利益驅動
“城中村”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巨大經濟利益的驅使。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土地大幅升值，大部分“城中村”的村民開始不斷擴建房屋，在房屋租賃市場中，由于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當地村民靠出租房屋獲得可觀的租金收入，給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使“城中村”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呂宏芬等，2005）。從個體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農民在房屋租金和土地快速增值的情況下，追求房屋租金和土地收益最大化，使得“城中村”這種特殊的建筑群體和村落體制形成（李培林，2002）。
（二）二元結構體制的存在
在城鄉二元結構制度下，“城中村”是這種特殊制度下的產物。這種城鄉二元結構制度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包括二元的土地制度;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二元的人口管理制度，其中二元化的戶籍管理制度對“城中村”的形成有重要影響。這種二元體制框架中，二元土地制度是“城中村”產生的核心因素（張潤梅，2007）?！俺侵写濉迸c城市相比，在土地制度方面存在著差異，表現在仍保留歸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村籍制度、社會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內容也存在差異，村籍制度的差異表現在原來的村民盡管農耕地被征用后幾乎全部轉為城市居民，但是仍然保留著村籍，作為強大的村集體經濟的股東，因此在經濟地位上和一般市民及外來房屋租客相比有極大的差別，所以他們更愿意成為村民而不愿意成為市民（李培林，2004）。
（三）城市規劃管理的滯后
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管理的滯后、功能的混雜、布局的分散、房屋的亂搭亂建、重復拆遷這些問題普遍存在。管理的滯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因規劃管理的力度不到位，導致違章建設遞增。第二，因對村民的安置地點沒有作好規劃，導致村民建房凌亂布局以及重復拆遷。第三，因對村民安置建房區沒有制定詳細修建規劃，導致村民建房區內功能復雜、布局凌亂（劉斯佳，2013）。因城市管理者在對待““城中村””治理的問題上存在認識的滯后和政策的滯后，在管理體制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方面長期落后于社區發展現狀，因而導致““城中村””問題的出現并惡化（張孔見，2001）。
（四）文化的限制
從信任關系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可以看成是傳統信任關系與情結的聚居體。長期農業社會的“聚村而居”，使村落自然成為人們生存與生活難以割舍的“祖地”，與“祖地”相關的一系列習慣，既內化于人們深層的意識觀念，又外化于人們的具體行動與實踐，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與村落地域共同體聯系在一起的“生存策略”（張成福，2004）。
三、關于“城中村”的治理改造
國內的研究者普遍是根據“城中村”的總體特征提出治理改造的措施或者針對自己研究的具體的“城中村”提出對應的治理改造的思路。本文按年代順序對國內有關于“城中村”治理改造的研究進行綜述。
田莉（1998）認為，應加強村鎮規劃和建設管理，盡快對城市周邊的村莊進行改造，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規范“城市里的鄉村”的發展，完善農民轉為城市居民后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民整體素質，強化其法制觀念。杜杰（1999）結合深圳市羅湖區原農村城市化進程的例子，認為改造““城中村””應從發展決策、“城中村”內在要求、體制、文化、經濟、法制、組織人事等方面入手解決“城中村”問題。
周森（2002）認為，“城中村”住房建設規劃滯后，城鄉兩種管理體制不對軌，當前要著重解決如下三個主要問題：第一，規劃要先行;第二，政策要靈活;第三，工作要務實。王素云（2003）對鄭州市都市村莊進行調查提出，改革都市村莊的經濟體制，重視產權制度創新是改造都市村莊的關鍵;以人為本，建立完善改造后居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體制，關心都市村莊居民的切身利益;改革都市村莊的人口與城市管理體制，發展獨具特色的城市社區管理體制三方面論述都市村莊的改造。
翁志超（2004）從量化資產，確權到人，實現居民按出資額分紅;房產改革中的博弈;非政府力量的廣泛參與三方面論述“城中村”改造的對策。廖俊平等（2005）提出將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模式，即把私人企業和公共部門的合作模式與“城中村”改造工程相結合，以政府作為主導方，積極制定激勵政策來引導私人機構的進入。
徐楚（2006）認為在“城中村”改造中，可持續發展原理實際操作意義重大。首先，在改造過程中，要突出規劃作用，使“城中村”改造納入城市整體和長期發展規劃中來，避免在改造后又出現“二次拆遷”和新的“城中舊城”現象;其次，體現在改造中要切實保障村民的長遠利益，使村集體和村民個體具備長久發展的條件和能力，保護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和利用，最終實現村民生產生活條件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徐遠明（2007）認為從“城中村”改造方式著眼，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兩種：第一，整體重建型改造，即從“城中村”的整體格局到單體建筑的全面改造，從舊村向新城的整體轉變，是建筑格局、建設標準、設施配套、景觀建設等全方位的變革;第二，局部重建型改造，即對“城中村”整體格局不做重大調整的前提下，對局部區域、關鍵要素進行重點改造，這種方式一般用于處在建成區，但不與城市總體景觀形成強烈反差、布局比較合理、環境比較好的地塊。
張晶（2008）運用博弈理論研究“城中村”改造中政府、村民、開發商的三方博弈過程，通過構造效用函數來分析參與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提出在村民支持的基礎上政府介入并承擔改造費用，不鼓勵開發商介入改造的對策建議。趙恒伯（2009）從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后認為，“城中村”改造的關鍵點是重新劃分政府組織、村社組織、經濟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的功能邊界。在明確各責任主體的功能邊界的基礎上，構想理想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意味著“城中村”改造從以單純的政府為中心的治理秩序走向多中心的治理秩序。從“城中村”行政事務采取行政機制進行管理，公共服務主要采用準市場機制，自治事務主要采用自治機制三方面來創新城中村改造事務治理機制。
趙曉麗（2011）認為，濟源市在城中村改造中，要堅持政府主導下的市場化運作;鼓勵探索多種改造模式;對參加改造開發的機構以及改造項目設置準入條件，實行準入制度;實行政府零收益，切實讓利于民、讓利于投資者的優惠政策促改造等措施。陳少牧（2012）認為，推進泉州“城中村”社區治理應按照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舉措長效化的原則，做好以下五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有效推動社區治理主體多元發展;第二，加快社區工作方式民主化;第三，提高社區居民保障水平;第四，提升社區管理者的素質;第五，加強社區文化建設。
四、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筆者通過對文獻的研究，看到關于城中村問題所取得了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在一些理論和實踐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有待未來解決。
第一，不同學科認為城中村的形成原因不同，即社會學認為傳統的農村組織和社會網絡決定城中村的形成，而經濟學則強調城鄉二元制度在城中村的形成中起作用，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并非是單一的，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哪個原因更加的重要，這樣才能更有側重點地處理城中村問題。
第二，大多數研究都是站在城市的立場研究城中村問題，認為城中村阻礙城市的發展，應該對其進行改造，很少人認為城中村問題被夸大，不是所有的城中村都需要改造，以后可以把研究的點從改造擴大到管理，這樣有助于城中村問題更好的解決。
第三，對于國外文獻的參考借鑒比較少，可以參考類似于國內城中村的問題的國外現象，如貧民窟、城市過渡地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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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于傳統與現代之間——以一起離婚析產案為視角的糾紛解決觀念研究
政治冷漠: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障礙——基于滇東五村村民自治研究
并非通過法律的維權——以中國轉型期“農民工”的維權途徑選擇為視角
鄉村調解中的情理法及其適用——以重慶市Y縣某村人身侵權案為例
[關鍵詞]美麗鄉村建設;農民參與;城鄉統籌;問卷調查
[中圖分類號]D6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7-0067-09
本次調查由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小組辦公室委托開展;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NCET-10-0430)的資助,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研究”(項目批準號10ZD&018)的一項成果。調查問卷由袁方成副教授設計。本次問卷調查得到浙江省安吉縣、永嘉縣和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農村綜合改革部門的大力支持。調查問卷在博士生周純義指導下,采取Epidata軟件,由華中師范大學2012級、2013級地方政府學碩士生錄入。特此一并致謝!
一、調查的緣起及基本情況
早在2008年，浙江省安吉縣立足縣情，提出了“中國美麗鄉村建設”。兩年后，“美麗鄉村”建設升級為浙江省委、省政府決策。近年來，浙江“美麗鄉村”建設成績斐然，成為全國“美麗鄉村”建設的排頭兵。如今，安徽、廣東、江蘇、貴州、廣西等省區也在積極探索本地特色的“美麗鄉村”建設模式。但在許多地方，“美麗鄉村”建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導并自上而下推動的，它是否滿足了人民群眾對新農村建設的期待和要求呢？對于基層干部、群眾而言，他們又是如何認識“美麗鄉村”建設的？他們的所思所想是什么？
為了了解當前基層干部群眾對“美麗鄉村”建設的看法和要求，課題組在2013年暑期跟隨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小組辦公室領導到浙江省安吉縣、永嘉縣和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等地調研時委托當地農村綜合改革部門進行了問卷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379份，其中，安吉縣樣本數為167份（占44．18％），永嘉縣樣本數為45份（占11．90％），高淳區樣本數為166份（占43．92％）。
表1是這次被訪者的基本情況。被訪對象涉及鄉村干部、農民、農村事業單位職工等不同職業群體；他們的平均年齡為33．5歲，以中青年為主（21～50歲之間的占72．87％）；家庭平均年收入79072．37元，人均年收入24926．04元，但收入結構總體趨向分散，人均年收入不足1萬元和超過4萬元的分別占14．16％和11．50％，因此本次調查的數據反映了基層干部、群眾不同階層的需求、態度和觀點。
本報告主要以這次問卷調查數據為依據，在對基層干部群眾態度、需求和“美麗鄉村”建設狀況分析的基礎上，提出進一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的政策建議。
二、農村衛生環境
從調查來看，在一些“美麗鄉村”建設的縣區，農村生活垃圾得到了較好治理，但部分農民囿于既有的生活習慣，并沒有按照要求處理生活垃圾，仍然存在隨意棄置生活垃圾的現象。與之相比較，農業生產產生的廢棄物治理較差，而鄉村工業污染情況尤其嚴重，成為當前農村衛生環境治理的重點和難點。
（一）農村生活垃圾得到一定處理
這次問卷調查的三個縣區較早開展了“美麗鄉村”建設，其農村衛生環境得到較好治理，被訪者對本村的衛生環境狀況評價較高，3／4的人表示滿意。不過，也有21．66％的人評價一般，3．74％的人不滿意。①
這些調查的村莊，絕大多數都對生活垃圾進行了處理。其中，不少村莊有專門的保潔人員進行垃圾清理。對被訪者所在村莊生活垃圾處理方式（問卷中設置為多選題）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選擇“設有垃圾處理池”一項的被訪者有55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4．75％；選擇“設有垃圾收集箱”一項的被訪者有21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8．45％；選擇“有專門的保潔人員進行清理”一項的被訪者有249人，占被訪者總數的66．76％；選擇“其他”一項的被訪者有2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6．43％；選擇“沒有對垃圾進行處理”一項的被訪者有32人，占被訪者總數的8．58％。
被訪者家庭的生活垃圾也進行了一定的處理。但是，不可忽視的是，一些農民因為仍然延續著原有的生活習慣，并未對自家的生活垃圾進行任何處置。例如，10．16％的被訪者是將自家的生活垃圾隨手扔到路邊、溝道里或門外空地上。①6．37％的被訪者將自家生活污水潑到院子里，更有26．60％的被訪者只是將它排到室外，未作任何處理。②
（二）農業生產性廢棄物有待進一步治理
盡管這些地方農村生活垃圾得到了一定治理，但是農業生產性廢棄物的處理仍然不盡如人意，需要進一步加大治理。譬如，使用過的農用薄膜，29．44％的人將它混同生活垃圾扔進垃圾箱，未作特別處理；還有8．51％的人將其直接丟棄在田地里，5．05％的人從田地取出后隨意棄置。③
又例如，相當多的秸稈（稻稈）只做簡單處理甚至未做任何處理。27．85％的人將秸稈爛在田里做肥料，15．65％的人在田里焚燒秸稈，5．84％的人隨意棄置秸稈。④這些隨意棄置的秸稈，不但影響農村衛生環境，而且極容易引致火災，威脅農民生命財產安全；而焚燒的秸稈，則直接污染空氣，成為近年一些地方頻遭霧霾的“元兇”。此外，還有5．85％的被訪者承認，將自家飼養的禽畜糞便隨意棄置。⑤
對于農業生產使用的農藥，11．44％的被訪者認為，它使人畜飲用水受到了影響，但還能使用；高達13．56％的被訪者認為，它使人畜飲用水變質，不能使用。⑥
從這次調查來看，農業生產形成的廢棄物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理。三個“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示范縣區尚且如此，我國其他農村地區的情況想必更加不容樂觀。
（三）鄉村工業污染應該加強治理
相對農業生產造成的環境污染，鄉村工業污染的危害更大。而且，調查顯示，鄉村工業污染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在有鄉村工業的村莊里，只有30．24％的被訪者表示，本村的工業廢棄物經過了嚴格處理；13．29％的被訪者表示，這些鄉村工業廢棄物沒有經過任何處理；37．12％的被訪者表示，這些工業廢棄物雖然經過了簡單處理但仍有污染。此外，還有19．35％的被訪者不清楚情況。
三、村莊文化生活
調查數據表明，被訪者的日常文化娛樂活動包括看電視、看書或看報、玩電腦、玩手機、聽廣播或聽音樂、跳舞等健身活動、看戲或看電影、打牌或下棋、打球等體育運動、KTV唱歌、參加禱告、禮拜等宗教儀式活動。
在這些活動中，被訪者做的最多的是看電視（占59．32％），其次只有14．41％的人看書、看報，僅有5．51％的人去KTV，4．66％的人做禱告或禮拜，3．81％的人玩手機、玩電腦，2．97％的人跳舞等健身活動。說明人們日常文化娛樂活動比較單一，而且，基本上是一種私性文娛活動①，當前農村公共文化生活尤其匱乏。
調查的數據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情況。從調查來看，只有38．61％的被訪者表明本村經常開展各種公共文化活動，26．94％的被訪者反映本村很少開展公共文化活動，24．72％的被訪者表示只在某些節日開展公共文化活動，9．72％的人說本村從未開展文化活動。
農村文化生活貧乏與當前農村的文化設施匱乏不無關系。從調查來看，59．60％的被訪者反映本村有文化廣場，另外將近一半的人反映本村有社區圖書室、運動場、戶外健身設施等（參見表2）。不過，人們去得最多的地方主要是文化廣場（占比42．54％）（同時，文化廣場和公園也是被訪者最希望政府建設的②）。此外，僅有13．60％的人光顧運動場，9．65％的人去社區圖書室（參見圖2）。這表明，目前農村的文化設施不僅少，而且僅有的文化設施使用效率也非常低。它也從一個側面表明，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主要局限于衛生環境的整治，對農村文化建設重視不夠。
對于是否有必要保護本村的特色文化，高達83．65％的被訪者認為有必要，只有6．27％的被訪者認為沒必要，還有10．08％的被訪者認為無所謂。當然，人們之所以贊成保護本村特色文化，其目的是不同的。有不少人認為，保護本村特色文化，有利于鄉村經營項目的開發，把保護特色文化視為鄉村經營的一種手段；也有部分人認為，保存本村的特色文化，有利于人們加強對村莊共同體的認同，提升家園意識。
從調查來看，在安吉、永嘉和高淳這些“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示范區，當地政府對本地鄉村歷史遺跡遺存均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一半左右的被訪者認為，當地政府對本地的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樹名木采取了保護措施，對當地特色的民俗文化也進行了一定的保護和開發。還有部分地方建設了民俗文化公園。①在這些地方，它們被當地政府納入“美麗鄉村”建設之中統一規劃、建設，取得了較好成效。
四、美麗鄉村建設
從調查來看，71．93％的被訪者反映本村正在進行“美麗鄉村”建設，另外，也有11．76％的被訪者明確表示本村沒有開展“美麗鄉村”建設，還有16．31％的被訪者不清楚情況。對于已經開展的“美麗鄉村”建設，人們大多給予了積極評價。73．17％的人表示滿意（其中39．35％的人非常滿意，33．82％的人比較滿意），22．75％的人認為一般，僅4．08％的人不滿意（其中，2．33％的人不太滿意，1．75％的人很不滿意）。
依據被訪者的需求排序，在當前，他們希望“美麗鄉村”建設首先應注重生態經濟建設，其次依序是生態環境建設、生態人居建設、生態文化建設②。也就是說，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人們所注重的依然是經濟發展方面的指標，改善鄉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他們的首位要求。
同時，被訪者又認為，“美麗鄉村”建設中最具示范意義的是“生態旅游”（占比36．89％）和“環境保護”（占比35．45％）。僅有11．53％的人認為是“特色產業”，16．14％的人認為是“居家環境”。這在某種程度上跟當地所選擇的“美麗鄉村”建設模式及其宣傳有關。從我們的實地調查來看，許多地方的“美麗鄉村”建設也主要是在生態旅游上做文章。很顯然，“美麗鄉村”建設并不局限于鄉村旅游的開發，其根本目的不是為城里人提供休閑娛樂之地，而是為農民建設美好家園。
那么，結合本地實際，如何發展本村經濟呢？60．86％的被訪者選擇擴大本村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的生產，48．26％的人選擇發展“農家樂”等休閑旅游業，還有45％的人認為應該促進本村規模生產經營，建立現代農業園區，打造特色品牌。③
在生態環境建設方面，72．39％的被訪者贊成對本村垃圾進行集中收集、轉運和無害化處理，68．36％的人贊成改廁并對糞便進行無害化處理，60．32％的人贊同對本村企業、農家樂、農戶污水、煙塵等排放物進行治理，55．11％的人同意建立健全環衛保潔制度，配備專門的環衛保潔人員，42．9％的人認為應該加強森林環境保護與加大綠化面積。（另有1．88％的人選擇“其他”選項，在問卷中，改善本村生態環境的措施這一問題設置為多選）。
在改善人居環境方面，75．80％的被訪者同意完善本村基本公共服務設施，67．37％的人贊成整治本村水利設施、加固山體和改造危舊房，52．66％的人建議重新規劃村內房屋布局、統一美化村莊建筑外觀，51．99％的人同意引導本村人口集中居住、推進中心村建設，38．20％的人對規范村內宣傳與廣告牌設置持贊同意見（有5．57％的被訪者選擇“其他”一項）。
在保護本村文化方面，67．73％的被訪者建議引導村民向科學、健康、文明、低碳的生活方式轉變，62．67％的人贊同開展形式多樣的生態文明宣傳、培訓活動，59．47％的人希望保留本村的歷史遺存并建議制定相應的政策加以保護，59．07％的人同意對村民開展“民主法治村”、“平安鄉鎮”等活動，提高人們的民主法治觀念，此外還有接近一半的人主張發展文體教育事業、豐富村民文化生活（所占比例為48．53），有6．67％的受訪者選擇“其他”一項。
調查表明，75．07％的被訪者認為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符合村民的利益，超過一半的人（所占比例為54．25％）認為建設的項目沒有超出現有的村莊能力范圍。另外，36．16％的人表示村民可以自愿決定建設項目，32．05％的人經過了村民商議，26．58％的人允許在可接受范圍內分攤資金和勞動力，但僅有13．97％的人表示項目建成后經過村民商議進行管理。這說明，一些地方比較重視“美麗鄉村”建設項目的民主決策，卻相對輕視對建成項目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進行管理。
從調查了解到，被訪者認為推進當前“美麗鄉村”建設應加強財政支持、提高村民參與、加強組織領導、加大宣傳發動以及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加強后續日常管理。如被訪者中有282人選擇政府財政投入作為美麗鄉村建設的保障，占被訪者總數的75．00％；受訪者中認為美麗鄉村建設保障依賴于村民參與程度、組織領導方式、宣傳動員力度、社會資金參與、科學技術支持、后期日常管理以及績效獎勵與獎懲激勵的各有214人、209人、177人、173人、154人、142人、66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56．91％、55．59％、47．07％、46．01％、40．96％、37．77％、17．55％。另有66人針對美麗鄉村建設保障一題選擇“其他”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2．33％。
從調查來看，目前的“美麗鄉村”建設資金主要來自上級政府補助（占79．48％）、村集體組織投入（占66．49％）、部門項目資金（占56．21％）。①因此，如何積極引導社會、企業加大投入，是“美麗鄉村”建設亟待探索解決的一項課題。
60．78％的被訪者贊同政府補助、部門幫扶、社會捐贈、企業贊助、鄉村自籌和農民籌資籌勞相結合的籌資方式。不過，也有26．61％的人依賴上級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投入。對“以村民分攤為主”、“以社會捐贈和企業贊助為主”、“以村集體組織自籌為主”、“不需要村民出資出勞就行”以及“其他”方式持贊同意見的被訪者人數相對來說較少，各有8人、11人、2人、23人、1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2．24％、3．08％、0．56％、6．44％、0．28％。
五、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美麗鄉村”建設是一項新事物，從調查了解到，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1．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不符合“美麗鄉村”建設的要求?！懊利愢l村”建設倡導科學、健康、文明、低碳的生活方式，但是，不可否認目前仍然有相當一些農民因為傳統的生產和生活習慣，隨意棄置生活垃圾和生產性廢棄物現象隨處可見。這在傳統的小農社會里或許不會產生問題，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農民的生活垃圾和生產廢棄物基本上是生物性的，可以自然地溶解、分解，甚至成為農業生產的自然肥料，成為再生性資源。但是，在一個日益開放的工業化社會里，農民由于大量使用農藥、化肥、塑料等化工產品以及大規模耕作，使得農業生產廢棄物和生活垃圾不可降解或者不能盡快分解還原，從而導致環境污染。尤其是在一些農房聚集的地方或新建的農村社區里，由于人口的高度集中，如果這些生活垃圾和生產性廢棄物不能及時得到處理，環境衛生問題會更加嚴重。
2．鄉村社會個體化阻礙“美麗鄉村”建設。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鄉村社會日漸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農民公共意識大大衰落。農民不但從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全能主義國家中相脫離，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從地方性共同體、家族、家庭乃至親密關系中解脫出來，把日常性生產和生活關系轉變為即時易關系。這些從舊有社會性關聯中脫離出來的個體，他們行為關照的對象由傳統村落社區、社會主義集體、家族乃至家庭轉變為個體自身。他們對村落社區的認同越來越淡漠，跟集體幾乎沒有任何利益聯系，“為自己而活”是其信條，除此以外別無價值信仰。人們主要關注自身利益，卻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1］。
從這次問卷調查來看，這種個體化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農民文化生活個體化。農民的文化生活不但單調，而且基本上是一種私性文娛活動，村莊的公共文化生活日益衰落。其實，農民文化生活個體化只是當前鄉村社會個體化的一個側面而已；二是鄉村衛生環境治理呈現“差序格局”。一般地，農民比較重視自家的生活衛生，卻不顧及自家門院之外的衛生環境。對于生活垃圾、農業生產廢棄物、鄉村工業廢棄物的治理依次變弱，呈現出“差序格局”。在一個日漸個體化的社會里，“公地悲劇”越發突出；三是農民難合作。如今，農民越來越難以通過合作的方式進行村莊公共建設，即便像“美麗鄉村”建設這樣關涉農民利益的事情，許多農民也只是一味地仰賴政府的投入和外力支持。四是農民公共意識淡漠，對村莊公共事務、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日益冷漠。
3．當前“美麗鄉村”建設主要依靠政府推動。調查了解到，在許多地方，當前的“美麗鄉村”建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依靠行政力量推動的。譬如，通過加強組織領導、財政投入，建立部門協同、層級聯動機制，將它納入干部績效考核體系等傳統行政動員方式推進“美麗鄉村”建設。沒有積極地去探索如何激發鄉村社會內部動力和活力，通過農民群眾的有效參與，建立“美麗鄉村”建設的持續發展機制；沒有積極地去探索建立一定的激勵機制，引導社會性力量的必要參與，形成多元參與、共同建設“美麗鄉村”新格局。
尤其是，政府主導有余、農民參與不足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主體地位和主體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以致部分農民群眾認為，“美麗鄉村”建設是政府的事，養成“等靠要”思想。這就難免會出現“美麗鄉村”建設“上熱下冷”、“外熱內冷”的現象，甚至出現“干部熱情高，農民冷眼瞧，農民不滿意，干部不落好”的情況，其主要癥結就在于農民群眾的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起來，農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沒有發揮出來。
4．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內容單一。在許多地方，“美麗鄉村”建設目前僅僅局限于農村衛生環境治理和鄉村生態旅游開發，對于“美麗鄉村”建設的豐富內涵缺乏深刻認識。而且，還普遍存在“重建設、輕管護”、“重經濟、輕文化”、“重硬件、輕軟件”、“重外觀、輕內涵”以及“重基礎建設、輕制度創新”等現象?！懊利愢l村”建設不等于村莊整治，更不等于鄉村旅游開發，也不簡單是改善鄉村公共服務，而是鄉村社會“人”、“文”、“地”、“產”、“景”的綜合性建設，是建設美好鄉村的系統工程。衛生環境的改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產業發展固然重要，精神文化生活建設同樣重要；不僅要讓鄉村美觀、讓農民富裕，還要增強農民對鄉村的認同感、歸屬感，把“美麗鄉村”建設成為農民的幸福家園。
“美麗鄉村”建設還要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著力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鄉村社會治理機制創新上積極探索，真正融入到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最終建成“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
5．當前“美麗鄉村”建設同質化嚴重。從調查來看，絕大部分受訪者都贊同保護本村的特色文化，而且在安吉、永嘉和高淳這些“美麗鄉村”建設的典型示范區，當地政府對本地鄉村歷史遺跡遺存均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但是，毫無諱言一些地方“美麗鄉村”建設仍然存在比較嚴重的同質化問題。首先是由于認識的誤導所致。對于什么是“美麗鄉村”，有不少人片面地以城市人的眼光、思維去想象、設計所謂的“田園風光”，或者簡單地以所謂的“工業文明”取代“農耕文明”，甚至以“消費主義”的“美學”去曲解乃至剪裁“美麗鄉村”。以致一些人認為，所謂的“美麗鄉村”建設就是把農村建成歐陸風情小鎮。其實質，乃是將文化問題簡化成美學問題，即“裝飾和美化問題”，而不是從人們如何使用生活環境并與之發生關系的人類學角度去考慮［2］。之所以產生諸如此類的誤解，最根本的是由于他們沒有尊重農民的需要、尊重農民的意愿、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也沒有尊重農村特色、尊重農耕文明。
六、進一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的政策建議
1．重建鄉村公共生活，大力倡導現代文明生活方式。一個真正的美麗鄉村，應是農民所向往的幸福家園。然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以及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農民從鄉村社會舊有的社會關聯中解脫出來，鄉村公共生活日益衰落，人們的集體觀念和公共意識隨之消解，這些個體化的農民只注重個體的利益，而不再關心集體的或公共的利益，它勢必影響乃至破壞“美麗鄉村”建設。顯然，這種個體化的鄉村不是人們所期待、所向往的。因此，開展“美麗鄉村”建設，必須注重鄉村公共生活的重建，大力倡導現代文明生活方式。重建鄉村公共生活，除了要建設鄉村公共設施、公共空間，開展公共活動以外，還要建立公共參與機制，讓越來越多的農民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公共建設中來。
2．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建構群眾民主參與機制。村莊不僅是農民的居住地，也是農民生產生活的家園，農民才是“美麗鄉村”的主人。進行“美麗鄉村”建設，單靠外力輸入是不可能持久的，關鍵在于要激活“美麗鄉村”建設的內在發展活力，最根本的是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發揮農民群眾在“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主體性作用。
“美麗鄉村”建設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在本地的農民提升幸福指數。評價“美麗鄉村”建設的根本標準是增進農民民生福祉，讓農民真正享受“美麗鄉村”建設成果；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提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因此，從規劃、建設到管理、經營，自始至終都要建立農民民主參與機制，從而保障政府規劃建設的“美麗鄉村”和農民心目中想要的“美麗鄉村”相統一，而不是政府的一廂情愿，更不能淪為顯現政績的形象工程。通過一定的群眾參與機制，切實讓農民成為“美麗鄉村”建設的主體，充分發揮自身的主動性與能動性，真正擁有“美麗鄉村”建設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真正共建與共享“美麗鄉村”建設的成果［3］。
3．積極發揮市場和社會的作用，形成“美麗鄉村”建設的長效機制。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財政獎補資金為引導，鼓勵吸引工商資本、銀行信貸、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參與“美麗鄉村”建設?！懊利愢l村”建設投入大，不能靠政府用重金打造“盆景”，不能靠財政資金大包大攬，否則不可持續，也無法復制推廣。建立有效的引導激勵機制，鼓勵社會力量通過結對幫扶、捐資捐助和智力支持等多種方式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改善和“美麗鄉村”建設，形成“農民籌資籌勞、政府財政獎補、部門投入整合、集體經濟補充、社會捐贈贊助”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對“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一些具體項目（譬如鄉村垃圾的收集、運輸和處理）的實施，要積極探索通過政府購買的方式，交由企業或市場去運作，形成長效運行機制。村莊內部的公共服務設施的維護和運行，也須積極發揮村民自治和社會組織的作用，大力培育和發展鄉村社會組織，探索農民自我組織、自我維護、自我管理的社會民主治理機制，最終形成“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美麗鄉村”建設新格局。
4．尊重鄉村特色，因地制宜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無論是聚集發展型、舊村改造型還是景區園區帶動型、古村保護型“美麗鄉村”建設，都要注意尊重農民意愿、尊重鄉村本地特色，切不可簡單地用同質化的建設標準裁剪、改造鄉村?！懊利愢l村”建設的生命力在于鄉村特色的保存、彰顯和弘揚。
5．不斷提升內涵，促進“美麗鄉村”建設向前發展?！懊利愢l村”建設在抓好村莊整治、鄉村外形美的同時，應該更加注重提升“內涵”美?！懊利愢l村”建設要“形神兼備、內外兼修”，既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也要以硬件建設為引導，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金融體制創新、鄉村治理機制改革等軟環境建設，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憑借“美麗鄉村”的內涵建設，提升“美麗鄉村”建設的活力與生命力，供給“美麗鄉村”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6．堅持城鄉統籌，把“美麗鄉村”建設跟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起來。
“美麗鄉村”建設不能與城鎮化相脫節，也要城鄉統籌，實現以鄉村推動城鎮建設、以城鎮帶動鄉村發展的聯動發展戰略，促進城鄉共同發展?！懊利愢l村”建設既是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抓手，又是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然結果。要把“美麗鄉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起來，統一納入到“美麗中國”建設大體系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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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次問卷調查將被訪者自家生活垃圾的處置方式設置為多選題。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被訪者中選擇“扔到路邊、溝道里或家門外空地”一項的有3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0.16%;選擇“扔到田地里”一項的有3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8.99%;選擇“扔到垃圾池(桶),自己處理”一項的有6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7.99%;選擇“賣給收廢品”一項的有9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25.93%;選擇“扔到垃圾池(桶),并有專人收集清運”一項的有271人,占被訪者總數的71.88%;選擇其他方式的有1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3.7%。
②此次問卷調查將被訪者自家生活污水的處理方式設置為多選題。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被訪者選擇“潑到院子里”一項的有2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6.37%;選擇“澆到田地里”一項的有19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05%;選擇“通過排水溝排到屋外”一項的有100人,占被訪者總數的26.60%;選擇“下水道收集后排到村外”一項的有5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15.47%;選擇“排入自家挖的污水下滲池”一項的有78人,占被訪者總數的20.74%;選擇“下水道收集后并統一凈化”一項的有19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1.73%;選擇“將污水集中,喂養家畜”一項的有21人,占被訪者總數的5.59%;選擇“其他方式”一項的有14人,占被訪者總數的3.73%。
③將被訪者家里使用過的廢棄農用薄膜的處理方式設置為多選題。其中被訪者中選擇“直接丟在使用過的田地里”一項的有32人,占被訪者綜述的8.51%;選擇“從田地里取出后隨意棄置”一項的有19人,占被訪者綜述的5.05%;選擇“交給薄膜收集站統一處理”一項的有62人,占被訪者綜述的16.49%;選擇“混同生活垃圾扔進垃圾箱”一項的有111人,占被訪者綜述的29.44%;選擇“賣給收廢品的”一項的有79人,占被訪者綜述的20.95%;選擇“其他方式”一項的有22人,占被訪者綜述的5.84%;選擇“家里不用薄膜”一項的有141人,占被訪者綜述的37.50%;
④對被訪者家里收割后的秸稈處理方式的調查(問卷中將其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除文中所示外,選擇“交給秸稈收集站”、“發酵秸稈產生沼氣”、“使用秸稈燒飯”、“其他處理方式”以及“家里沒有秸稈”的各有30人、30人、61人、20人、153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7.96%、7.96%、16.18%、5.31%、40.69%。
⑤對被訪者家里的禽畜飼養點(場)廢棄物的處理方式的調查(問卷中將其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選擇“加工禽畜糞便生產有機肥料”一項的被訪者有51人,占受訪者總數的13.56%,選擇“建立禽畜糞便收集站”一項的被訪者有34人,占受訪者總數的9.04%,選擇“發酵禽畜糞便制造沼氣”一項的被訪者有38人,占受訪者總數的10.11%,選擇“將禽畜糞便堆積作農田肥料”一項的被訪者有101人,占受訪者總數的26.86%,選擇“隨意棄置禽畜糞便”一項的被訪者有22人,占受訪者總數的5.85%,選擇“其他處理方式”一項的被訪者有28人,占受訪者總數的7.45%,選擇“家里沒有禽畜飼養點(場)”一項的被訪者有179人,占受訪者總數的47.61%。
⑥針對被訪者家里因使用農藥造成的影響的調查(問卷中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除文中所示外,選擇“使用規范、保護得當,對人畜沒有危害”、“使用的是無害農藥”、“沒有使用農藥”選項的各有113人、89人、157人,分別占被訪者總數的30.05%、23.67%、41.76%。
①為了便于描述當前農村文化活動,筆者將它劃分為“公共文化活動”和“私性文化活動”兩種類型。前者一般是指超出家庭以上的單位(如村莊、社區、政府或民間組織)組織的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動,如廟會、歌舞會、民俗表演等活動;后者主要是以個人或家庭私性活動場域為單位而進行的文化活動,目的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文化需求,不能給其他更多人提供文化享受的文化活動,如看電視、上網等。請參閱吳理財、夏國鋒:《農民的文化生活:興衰與重建――以安徽省為例》,2007年第2期《中國農村觀察》。
②59.2%的被訪者最希望政府在本村建設文化廣場或公園。
①針對受訪者所在鄉村歷史遺跡遺存的保護情況的調查(問卷中設置為多選題)結果顯示:有194人選擇“保存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例如祠堂、牌坊、古橋、古塔、革命舊址等)”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52.72%;有218人選擇“保存古樹名木”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59.24%;有148人選擇“保存當地民俗文化(如節日習俗、婚喪嫁娶禮儀、宗教等)”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40.22%;有73人選擇“建設民俗文化公園”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19.84%;有28人選擇“其他”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7.61%;有28人選擇“沒有采取措施”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7.61%;有19人選擇“不清楚”一項,占被訪者總數的5.18%。
②問卷要求被訪者對生態經濟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生態人居建設、生態文化建設幾項“美麗鄉村”建設內容進行排序。為此,將排序第一、二、三名分別賦值3、2和1,經過計算,生態經濟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生態人居建設、生態文化建設的排序分值分別是2.52、1.86、1.24和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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