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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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與社會體育的熱情不夠高漲
有調查表明，在20~59歲這個年齡段（男、女）的成年人群體各有53.63%和63.96%的人不能達到每周進行一次體育活動。其主要原因分為：
（1）工作占用時間較多。
（2）沒有形成參與體育活動的興趣；在60~69歲這個年齡段的老年人群體不參與體育活動的原因分為：
1）沒有形成體育活動的興趣。
2）受家務勞作影響。但就現實情況而論，我國目前16歲以上人口的空閑時間已經是1900小時/年，顯而易見，因工作忙或家務忙造成沒有時間參與體育活動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主要造成人們不參與到體育活動中的原因是人們沒有養成參與體育活動的習慣，不了解參與的意義和對參與體育活動沒有熱情。
2.年齡結構分布不均
我國目前參與體育人群就年齡結構來看屬于凹形結構。即青少年和老年人參與社會體育活動的熱情比較高，而中年人的參與情況較差。青少年還處在學校教育階段，直接接受學校的體育教育對其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老年人的余暇時間比較豐富。另外，延年益壽、豐富晚年生活的需要，使他們參與社會體育活動的熱情也比較高；而中年人的工作、家庭、社會等各方面的壓力都比較大，沉重的生活壓力迫使他們無暇顧及自己的業余生活，導致他們參與社會體育活動率偏低。
3.場館的現狀不適合
人們參與社會體育活動的需要我們國家人口眾多，人均土地面積小，公共體育場館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大部分的體育場館也僅僅是集中在一少部分的學校里，街道、公園、社區中的體育場館寥寥無幾,這給人們參與社會體育活動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二、影響我國社會體育發展的社會學因素
1.參與者對社會體育的態度
參加體育活動的重要因素包括正確的體育價值觀和樂觀向上、積極參與的態度。缺乏體育鍛煉的興趣直接影響人們參與體育活動。積極的態度可以促進人們參與到體育活動中來，而消極的態度則直接阻礙了人們參與體育活動。其中積極向上的體育態度是人們能夠排除困難、持之以恒地參與體育鍛煉的主要因素。
2.參與者余暇時間
目前，實行了一周5天工作日后，我國群眾的余暇時間有逐步延長的趨勢。但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而且，大部分的時間也都被用于做家務、學習等上，參與社會體育的時間幾乎沒有，這對我國社會體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3.體育場地設施
體育場所的質量和數量是影響人們參與體育活動的直接原因，其中包括公共體育設施，學校對外開放的場館設施、街道的健身器材，公園內的活動場所以及森林公園等。但就我國目前的體育場館設施來看，很難滿足人們的活動需求，情況不容樂觀。相對于體育較發達的廣州而言，其室內人均活動面積僅為0.0025平方米，室外0.0112平方米，面積數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相差甚遠。我國《全民健身計劃綱要》規定的“到世紀末，城市公用體育用地1~2平方米，小學2.3平方米，中學3.3平方米”的標準也遠遠不能達到。
三、結語
接下來的一個時期可以被稱為社會語言學的學科開拓時期。除原有的三大領域外，社會語言學又開拓了其它領域的研究，其中以互動社會語言學、言語社區、言語接觸等領域的研究發展最快。
1．互動社會語言學互動社會語言學成形于20世紀80年代初。甘柏茲的《話語策略》［4］的出版，標志著互動社會語言學作為社會語言的一個分支正式建立。互動社會語言學重在研究如何用語言學的知識解釋人際交流的過程和結果，其理論的核心是“互動”，認為具有交際功能的言語互動才是語言的本質所在，一切語音、語法規則的價值只存在于具體的交際活動之中，通過言語互動產生交際效果的語言形式才是語言事實。甘柏茲在他的論著中提出了會話策略、語境提示、會話推斷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會話策略是指會話參與者能夠維持會話繼續、增進雙方相互理解的能力。會話推斷即話語理解的情景化或語境化過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評估交際參與者雙方目的的基礎上作出相應的反應。語境化提示即提示有關交際知識，尤其是語境的語言信號，包括語碼轉換、超新段標記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際互動中引導指示話語、預測行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對互動社會語言學理論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Goff-man進一步補充完善了Gumperz的語境推理，強調社會互動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響力的禮貌原則;Tannen則將研究中心轉向異性之間的言語互動，特別強調談話的節奏性。
2．言語社區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是不同說話人群體內部或群體之間的語言使用狀況，因而對這個群體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會語言學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語互動觀［6］，摒棄結構主義的“理想”同質狀態，朝著“真實”的言語社區的方向不斷前進。Hockett、Lyons認為言語社區具有單語性，即某一語言社區內只流通某一特定語言(方言)。甘柏茲對言語社區單語性的論斷提出質疑，提出言語社區也可以是多語的，為避免“以語定區”帶來的單語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語符號”和“共知的社會規范”作為言語社區的兩條主要標準，整合了共同準則的變異遵守等觀點，指出言語社區是由共同規范和愿望結合在一起的、組織起來的講話人的多樣化的系統，進而強調了言語社區的系統性和規范性。隨著言語社區界定的不斷深化，言語社區第一、語言第二的原則越來越明確，并占據主流。此外，個人認同在言語社區的界定中同樣備受關注。LePage指出言語社區中個人認同的重要性，每個人都是許多不同言語社區的成員，在不同的情況下認同不同的言語社區。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對個人認同問題作了研究。
3．語言接觸19世紀史密斯、特魯別茨柯依對施萊格爾“譜系樹”理論的“同構”和“對應”提出質疑之后，語言接觸逐漸成為備受關注的研究領域。早期語言接觸研究主要從語言內部結構因素的角度研究語言接觸，直至Kipar-sky提出社會因素決定語言接觸深度的觀點，語言接觸的研究才逐漸成為社會語言學的一部分。此后，這一觀點被大批學者認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語言材料及觀點。語言接觸研究可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分為語言結構的研究和語言使用的研究。語言結構的研究，即以接觸中一種語言為基本視角，研究其在詞匯、語音、語法三個層面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情況，主要關注的是語言借用和語言干擾。語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較廣，主要關注語言轉用、語言混合和語碼轉換。語言接觸可以導致社會雙語的形成，而社會雙語現象又可分為穩定和競爭兩種情況。對于穩定的社會雙語現象的理論研究，主要歸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礎上完善了“雙言制”理論，認為不同的語言變體有著嚴格的社會分工;同時，提出“語域”理論，用以分析語言變體在缺乏社會規范時的使用情況［9］。
二、國內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一)引進期社會語言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傳入中國。直至80年代末，國內語言學界才開始接觸西方社會語言學理論，此時以理論及研究方法的引進為主，尚未展開結合漢語實際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現在理論譯作和通論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將這一時期稱為社會語言學的引進期。理論譯介方面，大批國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通過翻譯的形式被引入國內語言學界。1980年到1982年，特魯基爾的《社會語言學導論》(林書武等譯)在《國外語言學》連載。1987年，《社會語言學譯文集》(祝畹瑾編)和什維策爾的《現代社會語言學》(衛志強譯)出版。通論性著作有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札記》(1980)、《社會語言學》(1983)，陳松岑《社會語言學導論》(1985)，游汝杰、周振鶴《方言與中國文化》(1986)。
(二)模仿期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西方的社會語言學理論的引進仍在繼續。較上一時期而言，運用社會語言學理論及方法解決中國的社會語言學問題已成為這一時期的研究主流，故而將這一時期稱為模仿時期，即模仿西方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時期。專題研究成果集中在語言變異、語言接觸、互動社會語言學、言語社區理論等幾個領域。1．語言變異研究研究內容涉及語言變異的重要性、具體語用中的語言變異、語音詞匯句法變異、特定地區語言變異等。具體語用中的語言變異居多，包括廣告中語言的變異現象、教學及詞典編纂領域的語言變異現象、網絡語言中的變異現象等。學者對語音、詞匯、語法的語言變異研究都有涉獵。語音變異方面，以個體音變研究為主。趙一農［10］從語音變異研究出發，論述語言的自我調節機制。詞匯變異方面，王立、程祥徽、蘇金智等研究的是人體動作詞語、新詞、詞語差異方面的詞匯變異;蘇金智則從詞匯變異角度研究語言變異與多樣文化的關系。句法變異方面的研究較少。2．語言接觸研究國內的語言接觸研究已涉及語言接觸的多個領域。趙杰從語言接觸引發語音干擾的角度，研究北京話受滿語和旗人話影響所產生的“融合式音變”現象。蘇金智從語言接觸引發借詞的角度，研究漢語借詞，提出借詞演變的基本模式。吳雅萍從語言接觸導致語法滲透的角度，研究漢語語序對少數民族語言語言的同化作用。羅美珍從語言接觸導致語言替換、語言影響、語言混合和融合三種現象出發，對五色話、白話、五屯話、干河灘保安語的語言質變進行考察。綜上所述，國內的語言接觸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仍處在具體例證階段，即運用西方語言接觸理論及方法，例證中國的語言接觸問題。3．互動社會語言學研究劉煥輝的《言語交際學》是國內言語交際研究的開山之作。此外，具有較大影響的還有姚亞平的《人際關系語言學》和劉煥輝、陳建民主編的《言語交際與交際語言》等。20世紀末，孫維張、呂明臣的《社會交際語言學》著重理論闡述，強調言語交際的社會性，試圖從宏觀角度建立交際語言學的基本框架。岑運強從人類學史、語言學史及言語語言學的視角，追溯言語交際語言學在東西方的源頭，首次從結構上分出說服學、回答學、語境學、語言變異學，從功能上分出一般社交學、演講學、辯論學、談判學、推銷學、廣告學。4．言語社區研究言語社區理論是近年來剛剛引入中國社會語言學界的新理論，鄭海翠、張邁增、張紅燕簡要探討了言語社區的相關理論。楊曉黎對構成言語社區的基本要素問題展開討論，對言語社區理論中的“設施”要素提出了質疑［15］。夏歷依據在京農民工的資料，質疑言語社區的“地域”要素［16］。但言語社區方面較有影響力的重要理論尚未建立，仍處在萌芽階段。國內學者的關注點仍集中在運用此理論的實證性調查方面周剛對海外華人、校園、網絡等社區內的群體言語進行了實證性的研究［17］。
既然社會生態學是協同發展論的科學基礎，那么，為了創立和實施協同發展戰略，首先就應當建立起有關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生態觀念，亦即社會生態觀的優先確立。
(一)人類社會的生態觀念
人類群體(社會)與其生態環境組成的生態關系或生態系統，構成了社會生態關系或社會生態系統，它是既有生態的自然屬性，也有生態的社會屬性，還有生態的經濟屬性這樣三重性質的客觀現實存在。生態的自然性或自然生態，是生態關系(系統)的自然存在狀態，如與人類群體相依共存的植物生態系統、動物生態系統、微生物生態系統等等。生態的社會性或社會生態，它是生態關系(系統)的社會存在狀態，如人類社會創建起來的實業生態系統、運載生態系統、文化生態系統、民居生態系統、軍兵生態系統、管控生態系統等等。生態的經濟性或經濟生態，它是生態關系(系統)的經濟存在狀態(是社會生態的又一重要形態)，如生態經濟領域的生態生產力系統、生態生產關系系統、生態資源配置系統、生態經濟基礎系統、生態經濟效率系統、生態經濟價值系統、生態經濟流通系統等等。人類社會的生態系統，無論是全人類參與的全球生態(地球生物圈或生態圈層次)，還是部分人群參與的區域生態(城市生態、鄉村生態、城鄉復合生態層次)，都被著名生態學家馬世駿院士通稱為“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或者被歸納到“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問題”之中了。
(二)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
社會生態的協同發展，自然是構成“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三大子系統———社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和自然生態子系統的協調同步發展即協同發展了。顯然，這里的社會生態協同發展，就是社會生態系統的協同發展，其中包括社會生態的系統協同發展、社會生態的時間協同發展和社會生態的空間協同發展等諸方面的協調同步與統一運作。
二、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平衡論
社會生態研究闡明，社會生態系統只有達到并維持其平衡狀態即進入社會生態平衡時，該系統才能有效地實現協同發展。否則，協同發展就無異于紙上談兵了。
(一)社會生態系統自組織平衡態
在一定的時期內，一個社會生態系統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大體保持均衡，從而維持著該系統結構與功能的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這個社會生態系統便達到了生態平衡的狀態，亦即進入了社會生態平衡態。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一旦由于物資、能源和信息的供給，所生產出來的各類產品，根本滿足不了全社會的需求時，該社會生態系統就進入到了供小于求這類社會生態的失衡狀態;反之，當物能信息的供給所生產出來的各類產品，遠遠超出了全社會的需求時，該社會生態系統便進入到了供過于求的另一類社會生態的失衡狀態。德國功勛科學家赫爾曼•哈肯(Hermann．Hak-en)將一切“在沒有外界干預下獲得新結構的系統”，統稱為“自組織著的系統”。那么，何以并無外力作用，系統卻能自我組織起來呢?這顯然是因為“系統的各部分之間互相協作”，即各子系統之間“通力協作的結果”。社會生態系統就是這種“自組織著的系統”，它的各組成要素即社會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等，無需外力的作用，而是靠自身的“互相協作”或“協同工作”，就能夠不斷地自行產生即“自組織”起具有新的結構和功能的“社會•生態•經濟復合系統”。不言而喻，這種人類社會生態平衡的系統狀態，就是社會生態系統的自組織平衡態。
(二)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平衡論
1．系統協同發展與社會生態平衡。為了達致社會生態平衡狀態，社會生態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社會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等，在一定的時期內，它們的物資、能源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就必須保持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的系統均衡狀態，亦即社會生態平衡態。只有當社會生態系統的各個子系統，統統都達到了生態平衡狀態而不是生態失衡狀態時，各個子系統之間才能夠實現協調同步地均衡發展即協同發展。否則，任一生態失衡的子系統是斷然不可能也無法與生態平衡的其他子系統一道協同發展的，從而也就沒有社會生態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了。
2．時間協同發展與社會生態平衡。為了達致社會生態平衡狀態，社會生態系統的各個歷史發展階段，在一定的時期內，其物資、能源和信息輸入與輸出，也必須保持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的系統狀態，亦即社會生態平衡態。當社會生態系統的各個歷史發展階段，都達到了生態平衡態而不是生態失衡態時，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以至整個社會生態系統，方才能夠實現協調同步地均衡發展即協同發展。否則，生態失衡的某歷史發展階段，是斷然不可能也無法與生態平衡的其他歷史發展階段一起協同發展的，從而也就沒有社會生態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了。
3．空間協同發展與社會生態平衡。為了達致社會生態平衡狀態，社會生態系統的各種空間拓展狀態，在一定時期內，其物資、能源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也必須保持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的系統狀態，亦即社會生態平衡態。當社會生態系統的各種空間拓展狀態，都達到了生態平衡態而不是生態失衡態時，各空間拓展狀態以至整個社會生態系統，方才能夠實現協調同步地均衡發展即協同發展。否則，生態失衡的某空間拓展狀態是斷然不可能也無法與生態平衡的其他空間拓展狀態一起協同發展的，從而自然也就沒有社會生態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了。
三、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哲學
社會生態系統的協同發展問題，不僅和人類社會的生態觀念及自組織平衡態直接聯系在一起，而且也與社會生態的哲學思想息息相關: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經過升華，將會不斷地豐富與深化社會生態哲學，而社會生態哲學對于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則將發揮指導作用。
(一)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認識論
生態系人即身處生態系統中的人，它們和社會生態系統，分別成為社會生態研究的認識主體(研究者)和認識客體(研究對象)，并且構成了社會生態認識論的一對基本范疇。正是這對認識論范疇在認識過程中的協同運作或協同發展，才使得人類的社會生態認識，能夠沿著社會生態實踐社會生態認識再社會生態實踐再社會生態認識的正確路線和方向不斷地深入和發展下去。不言而喻，社會生態認識論正是生態系人對于社會生態系統不斷地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必然結果，亦即生態系人與社會生態系統這對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間不斷協同運作即協同發展的必然結果。顯然，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在向唯物主義認識論升華的同時，也得到了社會生態認識論的指導。
(二)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辯證法
社會生態系統客觀存在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并成為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客觀基礎。社會生態系統還存在著各子系統之間協同運作的自組織矛盾運動，它成為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動力源泉。
1．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客觀基礎。社會生態系統客觀存在著人與自然的對立統一、人與社會的對立統一這樣兩種基本的辯證關系:前者是人天關系，后者是社會關系。然而，無論是人天關系還是社會關系，它們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只有達到并維持其和諧共存的相關性或相關度時，才是良性循環的最佳相關性或度，由此方能實現社會生態系統的協同發展。正因為如此，社會生態系統對立統一的辯證相關性或度，便是其協同發展的客觀基礎。否則，社會生態系統就根本不可能協同發展。
2．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動力源泉。由于社會生態系統內部各子系統的互相協作，進而產生出新結構和新功能的系統，不就是哈肯所發現的“那些在沒有外界干預下獲得新結構的系統，即組織著的系統”嗎?社會生態系統內部各子系統的相互協作即自我組織，也就是該系統“本質自身中的矛盾”。正是這種內在“協作”即“自組織”的矛盾運動，成為了社會生態系統“一切運動和生命力根源”，自然也就成為該社會生態系統協同發展這一“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亦即動力源泉了。
(三)協同發展論與生態生產力論
近年來，伴隨著對于高爾夫球運動認識的深入，中央五部委聯合調查表明：高爾夫球場90%以上并未占用耕地或林地，同時起到了解決就業、增加稅收、改善居住環境、改善投資環境等積極作用。使得高爾夫球運動得以正名，高球項目的發展又重新煥發了活力。深圳市和海南省分別建立了中國第一家和第二家公眾高爾夫球場，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財政、稅收等方面給予支持和優惠。這種支持是建立在社會各項事業統籌和可持續發展上，來自于政府的這種態度對于高球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社會因素。①高爾夫運動代表的文化內涵，滿足了社會的某種精神需要。高爾夫運動的文化內涵是豐富的，代表了游戲、競技、休閑和溝通，分別對應了生活文化，商業文化，休閑文化和社交文化。作為一種舶來品，高爾夫運動提供給人們更多的選擇，首先體現在生活方式選擇上的多元化與個性化，高爾夫球運動提供獨特的生活理念，比如，與大自然的最親密接觸、陶冶情操。目前參與高爾夫球運動的群體，以中高端商務人士為主，因此，為高球運動貼上了“商業文化”的標簽。高爾夫運動在動靜的轉變之間，盡顯了領導者的抉擇風范。高爾夫球運動的發明來自于蘇格蘭牧羊女的游戲，其休閑的特質也盡顯無遺，置身于藍天綠草之間，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無疑是休閑的絕佳方式。同時，活動范圍擴大和加深，社交成為個人生活和工作的必需，而高雅的高爾夫運動，為人們展示了一種有效、有層次的社交方式。正是因為其所涵蓋的文化特質，適應了當今社會的不同人群不同層面的需求，高爾夫運動才得以廣泛開展。②經濟發展與高爾夫運動的開展相互促進。某種意義上講，高爾夫運動在我國的開展，是經濟快速發展的產物。開展該項目，并不僅僅是建立一座球場那樣簡單容易，在一座座高標準球場的背后，是一條長長的經濟鏈條，包括配套設施，道路和運動用品（球具、服裝、球車等）等，這一切都需要經濟上的巨大投入，沒有強大的社會資源作基礎，是無法發展的。無論是從占地還是維護、經營，高爾夫運動都需要相當昂貴的費用，強大的經濟實力，是開展該項目的根本前提。東部和沿海地區，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度發展，積累了相當多的資源，這些地區的也是開展最好的，所以，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就等于是空談。據統計，高爾夫運動的開展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明顯的正相關，二者為互為促進、互相影響的關系。因此，經濟的高速發展，促進了高爾夫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反過來，高爾夫運動也為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需要解決好的幾個問題及對策
伴隨著社會的發展，高爾夫球運動作為一項典型的休閑、競技體育并存在形態，成為體育發展的趨勢，理應得到正視，促進其合理發展。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1.加強制度建設。缺少合理的制度支持，高爾夫球的發展往往就會陷入短視、急功近利之中，對于其本身的長遠發展是一種不小的傷害。因此，只有從宏觀的角度，建設與其他社會建設相協調的高爾夫球發展制度，并且站在社會和諧發展的高度，才能避免市場失靈、環境污染、亂占耕地等問題的再現，因此，制定出最合理的制度，推行出適宜的政策，以幫助高球運動健康的發展，使高球運動本身的效益和社會收益的最大化。
離婚標準問題，是困擾法院工作多年的老問題。對“夫妻感情破裂”標準的討論也已討論多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夫妻感情破裂的標準”問題也先后下發了多個司法解釋，不斷明確夫妻感情破裂的標準，不斷使法院對離婚案件的處理更加人性化，使不幸的家庭盡快分離，使走錯圍城的人能夠“迷途知返”。但是我國《婚姻法》及其相關解釋的規定并不夠人性化，還有很多制度阻擋了很多不幸婚姻的解體。
一、關于離婚認識的歷史變遷及立法模式
離婚在中國古代乃至近代一直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情。在古代中國，女同志是沒有離婚自由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千年古訓一直束縛著中國婦女的命運，唐朝“七出、三不去”的規定更體現了中國男權社會的特征。一直到近代，婉容與溥儀皇帝的離婚開了上流社會離婚革命的先河。離婚逐步為人們所接受，體現了社會進步和人性的解放。但是大規模離婚的浪潮還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和對婚姻質量的提高，人們更注重婚姻生活的精神內涵，正如恩格斯所說：“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1]但是長期以來，在我國結婚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在古代結婚因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近現代社會，由于男女經濟上的不平等，愛情與婚姻長期存在錯位現象，對經濟基礎的追求超過了愛情本身，也為婚姻的不幸埋下了禍根。正如恩格斯所言：“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都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相互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2]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類的離婚立法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專權離婚和禁止離婚階段。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實行專權離婚制度，法律把離婚的請求權只賦予丈夫，妻子無此權利。同樣歐洲中世紀教會法也主張“婚姻不解除主義”，夫妻關系惡劣不能共同生活的，只能別居，不能離婚。[3]二是限制離婚階段。近代，資產階級提出婚姻自由口號，把婚姻視為民事契約，實行離婚自由。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建立之初，法律一方面同意離婚，另一方面又對離婚進行種種限制，如規定只有在一方有重婚、虐待、遺棄等情況下無過錯一方提出離婚才能允許。在法定理由之外，夫妻雙方不享有離婚請求權。三是離婚自由階段。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和婚姻家庭道德觀念的變化，許多國家相繼進行離婚制度改革，197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頒行了西方世界第一部自由離婚原則的《離婚法案》，規定“不可調和的矛盾導致婚姻無可挽回的破裂”是裁判離婚的唯一理由。到1989年，美國有49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都不同程度的采納了無過錯離婚的理由。
從世界各國的立法例來看，離婚立法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過錯原則模式。指夫妻一方得以對方違背婚姻義務的特定過錯行為作為提出離婚的法律依據，離婚的請求權只屬于無過錯的一方。如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的婚姻法，目前采用這種立法模式的國家較少。二是無過錯原則模式。即夫妻雙方均無過錯，但因一定的客觀事實使婚姻目的無法達到，不愿意共同生活的，一方就可以提出離婚訴訟。客觀存在的事實主要包括：精神病、惡疾、性無能、分居等。如法國民法典第237條、聯邦德國婚姻法第46條的規定。三是破裂原則，又稱自由離婚主義。其根本特點是不問離婚的具體事由如何，只要當事人認為夫妻已難以共同生活，法院確認婚姻關系已破裂到無法挽回的程度，即可判決離婚。
二、對離婚自由的初步分析
自從中國《婚姻法》頒布以來，中國婚姻制度經歷了重大變革。我國的結婚制度、離婚制度也同樣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拿結婚制度來說，自從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記制度實施后，結婚完全成為私事，結婚不再需要出具單位的未婚證明，同時國家也不再強制進行婚前身體情況檢查，結婚實現了由國家審批向國家確認的轉軌，實行注冊婚姻制度，真正實現了結婚是不需要理由的理想。婚姻是感情的產物，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一個重要方面，戀愛是感性的，結婚時除了兩情相悅之外，已無須別的理由，父母或他人的意見已無法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梁山伯與祝英臺式的悲劇在現代社會越來越難以發生。婚姻自由是人類自由幸福的基礎，也是推動社會和諧進步的齒輪。從前面提供的材料看，絕大多數國家都實現了離婚自由，即根據婚姻關系破裂原則來處理離婚問題，給當事人在婚姻人身關系上以最大的自，各國對離婚的干預主要在于對婚姻財產關系上以最大的自，各國對離婚的干預主要在于對婚姻財產關系和子女撫育關系的處理，以避免離婚對家庭和社會帶來的巨大動蕩。我國對離婚自由的限制也是出于對離婚后果的顧慮和社會穩定的因素。但是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結婚不需要理由也注定了離婚是隨時的事情。在民政部門進行協議離婚的，也不需要出具充分的理由，感情不和或性格不和成為離婚的人最一般的陳述，民政部門也不會對此進行審查，更不會做調解工作，體現了離婚自由原則。而在法院，根據我國現行《婚姻法》的規定，離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該法第3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接著第32條又規定了準予離婚的5個條件，具備其中一條法院就可直接判決離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仍存在裁量權過大的問題，如如何認定感情破裂。感情破裂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正如莊子所言‘爾非魚，焉知魚之樂’！長期以來法官的主觀判斷決定了當事人之間感情的破裂程度，離婚成為法律授予法官許可的權利，這使很多塵緣已盡的夫妻不得不多次踏入法院的大門，以證明感情破裂的真實性和嚴重性。雖然有多名學者提出以婚姻關系破裂代替感情破裂標準，[4]但為了便于群眾理解，新《婚姻法》在修改后仍然采用了感情破裂標準，只不過加入了一些客觀判斷的內容。
對離婚案件不需要理由的另一個判斷來自于法院的實踐，當離婚的一方當事人詢問法官為何判決不準離婚時，法官往往語焉不詳，難以給出有說服力的答案，在離婚案件一審判決后，當事人上訴的案件中，縱覽改判的案件，筆者還沒有看到一審判決準予離婚，二審判決不準離婚的，而往往是一審判決不準離婚而二審改判準予離婚的，或者對財產侵害及子女撫養進行改判。另外最高院關于離婚案件再審的司法解釋中也明確規定，對離婚案件再審的，不對婚姻關系再審，只對其他方面(如財產分割、子女撫養)再審，這也證明了筆者的判斷，在一方或雙方當事人要求離婚的情況下，法院判決離婚不存在錯誤問題，離婚是不能用硬性標準來衡量的，因為我今天愛你和你結婚，明天可以不愛你和你離婚，因為人也是動物，有他感性的一面，對夫妻財產侵害和子女撫養問題，因屬于法律技術問題和社會倫理問題，需要加以理性判斷，法律也能夠判斷，而感情問題，法律不能越俎代皰，除非要求離婚的當事人一方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即當事人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的意識和情感。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所能提供幫助的是為他選擇合適的人，而不是限制另一方離婚的訴求。
三、法官判決不準離婚的原因分析
對當事人雙方到法院要求離婚的，法官不會拒絕當事人的離婚請求，判決離婚也在情理之列。但當一方當事人在法院要求離婚，另一方當事人堅決不同意離婚時，法官往往在第一次離婚時判決不準離婚。因為如果感情破裂，為何另一方當事人還愛的死去活來，甚至以各種手段威脅法官，如果判決離婚將如何報復法院和法官。法官是因為害怕當事人報復嗎？實踐證明不是。因為沒有離不掉的婚，法官也不能不辦離婚案件(因為總有法官審理離婚案件)，所以對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遲早要判離，威脅起不到多大作用。法官判決不準離婚往往基于如下的考慮：一是法律明文規定在某些條件下不能離婚或不能離婚，如《婚姻法》規定女方在懷孕期間、分娩后一年內或中止妊娠后六個月內，男方不得提出離婚；現役軍人的配偶要求離婚，須得軍人同意(但軍人一方有重大過錯的除外)；一方離婚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在半年內無新的理由不得離婚。在上述情況下，法院是不會受理或判決離婚的。二是傳統法官工作習慣傳承的結果。“勸和不勸分”、“和為貴”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和思維模式，鼓勵當事人離婚的法官很少，而調解或勸說當事人不離婚的占多數，年長的法官往往會將他們審理離婚案件的經驗傳授給年輕的法官，而審理離婚案件社會效果的好壞在于經驗而不在于知識。正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審理離婚案件的法官尤其需要豐富的社會經驗來處理感情問題。在首次到法院離婚有一方堅決不同意離婚的情況下，法院往往會判決不準離婚(當然要不存在《婚姻法》第32條規定的5種情形)，一方面由于《婚姻法》授予法官此項權利，另外感情問題需要冷靜處理，夫妻矛盾可能是暫的非根本性的，出于對離婚的慎重，法官養成了首次離婚不判離的傳統，給夫妻雙方留出緩和的空間。另一方面因為首次不判離，可能社會效果較好，矛盾不至于激化，而且案件不會辦錯，法官不至于受錯案追究的困擾。三是由于法官的業務水平問題。（筆者作為法官，在美國訪問期間曾被美國一同行“感佩”：中國的法官水平高，沒結過婚的年輕法官可以辦離婚案子！）離婚案件中，決定離不離婚并不困難，難點在于財產侵害和子女撫養，尤其是財產分割。決定離婚的夫妻，家庭財產并不十分透明，法院有時非常難以查清財產的多少，給分割財產造成困難，尤其是在經濟發達地區財產形式多樣化，股權、債權、物權與婚姻關系的交融加劇了離婚案件處理的難度。為了迫使當事人調解或回避處理該類案件的矛盾，業務水平不高的法官傾向于判決不準離婚，從而回避了財產分割問題，降低了離婚案件處理的難度。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法官判決不準離婚與夫妻感情破裂問題基本無關。
四、限制離婚自由的因素之法理分析
對離婚自由的限制除了受中國傳統思想“從一而終”影響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如對不忠誠于婚姻一方進行道德懲罰和出于社會效果考慮。筆者認為，限制離婚自由既不能實現道德上的懲罰，也達不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更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1、限制離婚與處罰道德犯罪問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行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要求與日俱增。同時傳媒的發達和網絡的興起也拓寬了人們的生活視野，異性之間交往的機會越來越多，也帶來了婚姻的危機和離婚的涌現。在法院處理的離婚案件中，第三者插足現象較為普遍，女性往往成為受害者。隨著私家偵探等調查機構的出現（雖然公安機關依然認定其為非法的），夫妻一方獲取對方不忠誠信息的機會較多，成本也不斷降低，使得法院在處理離婚案件時會面臨幕后“第三者”的尷尬。雖然法律規定在夫妻一方離婚有過錯時，法院可以在財產侵害時向無過錯方傾斜，但實際上法院將給企圖離婚后急于同第三者結婚的一方給以精神上的制裁，滿足離婚另一方的要求即不離婚，法官成為處罰思想犯的執行者。道德水平問題屬于社會輿論調整的范圍，離婚的頻率雖然可能反映了一個人的道德水準，但我們不能用法律來代替道德，否則將會泛道德化，進而限制公民的自由。因為法律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道德，最低限度的道德。對于離婚自由我們不能限制，但對于在離婚中有過錯的一方法律可以體現對其的懲戒，即對其家庭財產在侵害時予以減少，讓無過錯方獲得更多的財產權利和精神安慰。同時在一方對家庭不忠誠時，再維持死亡的婚姻對雙方都是不幸的，不管一方是多么愛對方。即使拖延一年半載，想離婚的一方仍然可以到法院離婚，法院也不能再次阻止其離婚請求。與其最后法院還要判決當事人離婚，不如在開始就答應當事人的要求。
2、限制離婚并不能達到好的社會效果。除了個別對離婚有過激反映的當事人以外，大多數當事人都是比較理性的，對離婚暫時接受不了，時間長了人的感情自然會發生變化。離婚對家庭、孩子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但由于離婚時必須對家庭財產及子女撫養作出合理安排，所以也沒有必要有后顧之憂。離婚在帶來一個家庭不幸的同時，會帶來另一個家庭的幸福，夫妻沒有感情而勉強維持的婚姻才是真正不幸福的。離婚多了社會效果不好，只是暫時現象，就像潮起潮落一樣，符合人類社會的規律。很多時候，離婚的社會效果問題是老人對子女牽掛的托詞，是傳統的思維在作祟。隨著人們物質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離婚對個人的影響越來越小，離婚的社會效果不應成為制約自由離婚的主要因素。
3、限制離婚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法院在當事人時判決不準離婚，并不能降低司法成本，相反法院在一定時期后還要受理當事人的再次離婚請求，對同樣的事情進行再次審理，但不能再次得出感情很好或未破裂的結論。因為感情未破裂怎能再次到法院要求離婚？而且婚姻法也規定了感情破裂的法定判斷標準，符合該標準法院也不能阻攔離婚，因此法院實際上用兩次甚至三次的工作量處理的仍是一個離婚問題，當然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五、結語
離婚自由與結婚自由一樣，應屬于可以自由選擇的。只是由于夫妻雙方在戀愛結婚時是雙方合意、兩情相悅的，而在到法院離婚時可能有一方不情愿，“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人們在離婚時或許會擔心能否再找到如意的郎君或佳人，對自己的不信任或對另一方的愛恨情仇導致了一方當事人對離婚的畏懼和退縮，或許法院為了給離婚的當事人清醒和思考的機會，牢牢的抓住“不準離婚的韁繩”，但法院頻繁的不準離婚也可能早就不符合當事人的心意，法院保守的感情思維或許到了該反思的時候了，每次檢查案件，發現大量不準離婚的判決，我都覺得不是那么理直氣壯，離婚的破裂主義原則在中國真正實行，才能解放法官的思維，使法官不至于過多的為他人擔憂，從而給更多的人離婚自由。
注釋：
[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8-79而。
[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8頁。
[鍵詞]和諧社會：主流文化；科學發展
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在我國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各個民族之間、地區之間的文化聯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互交融。與科技的結合也日益緊密，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來越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尺度之一。當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一、什么是社會主義主流文化
任何一個社會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沒有一個社會能夠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或能夠在諸多文化中起到主導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領其他文化的文化。在當今社會，我國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就是以為指導，吸取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優秀文化遺產的、具有先進性并體現時代精神，為人民服務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包括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同時也更加集中、簡潔地表達了我國當今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科學內涵。
二、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
構建和諧社會要大力發展先進文化，使先進文化占據社會文化的主導地位，成為主流文化，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思想保證、精神支持、道德基礎和文化條件。在當代中國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突出表現其人本性，先進性和時代性。先進的主流文化是先進政黨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幟，堅持什么樣的文化方向，推動什么樣的文化建設反映了一個政黨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堅持以先進主流文化為指導。確保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文化方向：要發展和諧文化，確保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思想基礎。從而確立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
三、堅持主流文化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
當今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國正面臨著“全球化背景下的轉型”。這一特征使得我國在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現狀上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次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中國的崛起將“在21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將中華文明看做“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競爭者”。足以說明中華巨大的精神內涵和發展潛力。中國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漢語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工具。貼在巴黎街頭的一則醒目的海報這樣寫著：“學漢語吧，那意味著你未來幾十年內的機會和財富。”中國文化已經走向全球。然而中國并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完善體系。比如在兒童語言教育方面，所謂的“雙語”教育正在打壓、矮化漢語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兒園推行幼兒識字教學。數典忘祖、破壞民族文化傳承的舉動在復興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復興首先是文化的復興，文字是文化傳承的載體，不理解我們的文字，談不上教育進步，更談不上發揚民族精神!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就需要構建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堅持其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四、科學發展社會主義主流文化
中國文化的缺失導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蝕，我們所經歷的種種困境無不在呼喚中國文化的崛起，中國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學發展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堅持以為指導核心，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靈魂。只有堅持貫徹指導思想的指導地位，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科學性與先進性。以馬列主義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的延續，又是中國化在意識形態領域占主導地位的結果。貫徹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為中國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繼承本土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由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積淀而成的。如果沒有傳統文化支撐，而一味地鼓動崇尚“崇洋之風”，那這個民族就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而喪失了靈魂的民族必然會日漸衰亡，走向沒落。總書記曾指出，一個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著這個民族對世界和生命的歷史認知和現實感受，也積淀著這個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
再次要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占領網絡陣地。網絡社會作為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延伸，形成了“虛擬世界”中多種文化并融交錯的格局。在網絡文化空間中，從直接涉及社會文化價值層面的高層次的理論論戰到低層次“娛樂至死”的消費文化甚至黃、毒、賭等丑惡社會現象，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有。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應充分利用網絡優勢。通過建立和完善政府網站開展優質的政府公眾信息服務，積極宣傳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組織優秀的傳統文化信息資源上網，把中國博大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和當代文化成果轉制成數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產品，拓展先進文化信息的輻射空間，提高中華文明在互聯網上的文化地位。
最后要批判的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與本土文化相輔相成。和諧共存。當今文化的全球化發展使我國面臨著文化多元化的挑戰，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必然要驗證其可借鑒性。每一個民族都有其可貴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種民族文化都旗幟鮮明地張揚著本民族的精神。這種獨特的民族文化是基于本國的民族精神而形成的，是歷史傳承的，是長期發展過程中積淀總結的。所以。對外來民族文化的借鑒與吸收要經歷一個辯證揚棄和自覺內化的過程。不能不加選擇地生搬硬套，要有選擇地使兩者達到辯證統一，內化為適用于我國實際情況的文化繼承。
社會風險不斷累積的社會歷史根源從當前中國的現實來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許多“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現象，如非法雇傭童工、血汗工廠、各種歧視、征地強拆所致命案、環境污染引發的、教育公平問題、廉政風險、道德滑坡等等。不得不承認，市場經濟發展20多年來在全社會成功地確立了自由、平等、效率、競爭等理念的同時，每一個個體的人在市場化大潮中更是身不由己地被金錢所驅使，資本邏輯支配著勞動邏輯，自由受縛于資本邏輯，欲望滿足了意義追求，知識精英遭受商業精英的排擠，消費主義至上，工具理性泛濫，人文價值觀沉淪，當代中國人相當多地成了“無根”的存在。
二、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是一種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按照馬克思的思路，只有終結資本邏輯的統治，使社會走上科學發展的軌道，才能抵御各種風險的襲擊，才能實現社會和諧平衡發展，人的生存才能從抽象走向具體，從虛幻走向現實。
1．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發展
以人為本的發展意味著:第一，發展的主體是現實的歷史的人，“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P284)，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社會關系中的個人的發展。既然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那么，人的發展程度就應當是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和衡量社會發展的基本尺度。第二，“發展”是人的自我創造和自我生成。按照馬克思的理解，人不是受動性的存在，而是以實踐為本性的存在。正是通過實踐活動，人改造了世界，同時也改變了自身，創造出新的自我，從而推動著人的展開和生成。馬克思指出:“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進行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P58)所以，發展是人特有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也就是不斷創造和實現自我的本質的活動，這是發展的本原意義所在。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克服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發展”潛伏著的人的物化和異化的風險。第三，“發展”是人的自由選擇和自我承擔。在馬克思看來，人是發展的主體，發展是人的自我創造和自我生成的自覺實踐。這樣，發展就不是由某種外在的、先驗的神秘力量所控制的被動的過程，而成為了一種人的主動選擇的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P118－119)發展既意味著人的自由選擇權的不斷擴大，也意味著人要為自己選擇的后果承擔責任。馬克思曾說過，“選擇是人比其他創造物遠為優越的地方，但同時也是可能毀滅人的一生、破壞他的一切計劃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為。”(P458)這就是說人的選擇帶來的可能是正面的后果，也可能是負面的后果，而且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拓展，這種不確定性或風險會愈發顯著。既然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自己的自覺選擇活動，那么，人就不會把選擇的風險責任歸于神、命運或歷史必然性，而是把風險責任扛在自己肩上。只有對社會發展承擔起風險責任的人，才能真正成為社會發展的主體。
2．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也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全面是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要統籌兼顧，系統推進;協調是指發展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要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可持續是指發展進程要有持久性、連續性，主張以多樣性的生態發展取代單一性的人類進化，以“共生、共存、共贏”的相互受益行為模式取代“征服、獨存、單贏”的損人利己行為模式;建設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積極應對與治理各種生態風險，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
三、超越資本邏輯的科學發展，是一種以和諧為價值追求的發展
在風險社會狀態下，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的正常生活造成嚴重的沖擊，導致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的緊張，甚至造成社會動蕩和解體，無從實現社會的平穩有序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風險社會就是和諧社會的對立面，社會風險治理的終極價值追求就是實現一個風險負面效應最小化、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這也是當代中國為之孜孜奮斗的宏偉目標。
1．“和諧”是指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
在西方傳統中，人類中心主義占據著主導，認為人能夠從自然無限制地攫取，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式開發和肆意揮霍的意識，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與同時代“自然主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反自然”的人統治自然歷史觀截然不同的是，馬克思以整體論的思維方式看待世界，以實踐為基礎分析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出了人與自然和社會有機統一的生態要素論思想。第一，人、自然與社會是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三個基本元素，它們之間是不可分割、相輔相成的對立統一關系。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礎，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來說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對他來說才成為人。因此，社會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自然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P187)第二，人類社會生活的生產是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統一。“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P516)第三，重視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合理調節”。馬克思指出:“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當今中國政府越來越重視資源、環境、生態問題，不斷深化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部署和政策設計。但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慣性巨大，城鄉社會生態環境污染破壞嚴重，環保基本國策執行受現實利益干涉，生態優先和環境價值的觀念與生態建設的實際行為還有距離。如何應對當前和未來的生態壓力和挑戰?人與自然和社會有機統一的生態要素論啟示我們，確立生態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基礎地位是必由之路。一是要正確認識自然對于人的生存和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客觀性、優先性、價值性、基礎性與根本性地位，確立善待自然的生態道德，并據此來改變對待自然的態度，規范對待自然的行為;二是要深刻理解人與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相互制約作用，轉變單純從人的需要和利益出發、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和生態規律的狹隘發展模式;三是要根據馬克思人與自然關系“合理調節論”要求，以生態理性來平衡經濟理性，堅決貫徹落實環境保護基本國策與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全社會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共同行動。
2．“和諧”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馬克思指出，“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P515)也就是說，人的發展必然通過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存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全面發展。由此出發，馬克思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因為這是人與人不和諧關系的一種極端表現。對當今中國而言，階級壓迫和剝削現象雖然已經消失，但傳統的等級觀念、特權思想以及現代性思維中的個人主義依然存在并有著較大影響，這必然誘導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義，造成了社會關系的危機，使社會家園的基礎遭到了摧毀。這就要求從自我中心化的個人主義與主體主義轉向社會和諧的共同體意識，破除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進行社會關系與社會制度的革新，既打破社會對個人的不合理約束，又實現個人對社會的依存，從而避免個人本位的誤區，使社會成為個人健全發展的家園，開創出和平共處、多元互補的“社會和諧”時代。
3．“和諧”指的是人與自身的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