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7 19:57:33
序論：在您撰寫文化理論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優秀之作的被發現、被挖掘得益于同它產生契合的真正能夠讀懂它的心靈。因此，準確把握文本真正的內涵就成為考驗讀者閱讀心智、閱讀能力乃至詮釋能力的重要標尺之一。然而，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無論是在文藝作品的閱讀中，還是在理論作品的閱讀中，都普遍存在著誤讀現象。誤讀也稱為誤解，分為正誤與反誤兩種。最可怕的是后者。“反誤，是指讀者自覺不自覺地對文學作品進行的穿鑿附會的認知與評價，包括對作品非藝術視角的歪曲等。”[5]列維－布留爾說“：不管怎樣，讀者的誤解是應當避免的。我的補充說明迄今未能阻止誤解的出現，不論我怎樣解釋，誤解總是層出不窮。”[6]誤讀現象的產生，籠統說來是因語言環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語境，是說話人和受話人的話語行為所發生于其中的特定社會關聯域，包括具體語言環境和更廣泛而根本的社會生存環境。”[7]從大的方面講，是由于處于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膚色、不同作者的人生觀、價值觀、信仰等因素影響創作者對自己的作品的組織與書寫。作為一個閱讀者，他不可能完全與創作者在以上諸多方面達到吻合。從小的方面講，作者的構思、布局、語言的運思、字詞的選擇、表達方式的確定乃至修辭手法的運用等，是造成閱讀障礙的諸多因素。布萊說：“讀者意識，尤其是典型讀者即批評家意識的特征是和與自己的思想不同的另一種思想認同。”[8]一般來說，最寬泛意義上的閱讀并不需要特別的能力，只要具備基礎性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慣常的思維能力就可以對文藝作品進行閱讀了。然而，對于能夠給我們以真正啟迪并對現在乃至未來的生活有較為重要作用的閱讀，卻必須要有一顆敏感、睿智且深廣的心靈。這就要求讀者不僅要具備深厚的語言功底，還要具備超常的理解能力以及縝密細膩的表達能力。
二、解讀的權限
很多人認為，從作品出發是閱讀和詮釋的基礎和前提。但是，解讀作品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對作品的語言文字的理解與解釋。在創作時，創作者要通過對生活世界中的各種關系或生活中的種種現象的深刻領悟，再以精心挑選的語言文字將其置換為文藝作品或理論作品。而語言本身具有準確性與模糊性雙重性質。作為解讀者，我們如何憑借具有雙重性的語言文字去揭示出作品的真實面目？如何將作品的真實意圖還原出來并呈示給人們？比較正確的解釋仍得益于閱讀。有論者指出“：在純粹消極的閱讀中，人們沒有試圖理解它們（引注：句子及其投射的對象），特別是沒有綜合地構成它們，所以在消極閱讀中沒有發生同虛構對象的任何交流。”“在積極閱讀中，人們不僅理解句子意義，而且理解它們的對象并同它們發生交流。”[9]在這里，英伽登針對讀者僅僅對作品的字面意義的閱讀與解釋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他指出，這種消極的閱讀并不會給理解作品帶來本質上的變化。只有真正地既理解了作品的字面意義，同時又通過對作品字面意義的深層次的領悟，并將字面意義指向其應當指向的對象，閱讀才會發生質的變化與飛躍。在我看來，我們不可能完全通過語言文字理解作品的全部內涵，作品只能對我們敞開它可以敞開的心靈。正如戈德曼所說：“我只能解釋我所理解的東西。相反地，如果我不能解釋某種東西，那是因為我沒能理解它。”[10]當我們面對作品時，盡管作品不會如現實中的人那樣產生敵對情況，但語言文字本身也會具有一種阻拒感。正是這種阻拒感讓我們不能順利進入它的深處。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文字來解釋作品。原因主要在于字與字組合成詞、詞與詞組合成句、句子與句子組成段落與篇章，是一個按照某種規則與序列進行的排列。我們可以先從表面去考察這些詞語所表達的含義，繼而探討句子的內涵。當然，對詞語的理解不能拘泥于詞語的本義，而要聯系詞語所出現的語境來進行解釋。因此，我們在閱讀乃至詮釋任何作品時，不能僅僅將作品中所出現的詞語作為一種孤立狀態去解釋它的意義。除了對具體的作品及其語言文字的處理進行正確的理解和解釋之外，我們還要將特定作品由語言文字所構建的藝術世界以及理論闡釋與創作作品時的歷史時期結合起來。也就是說，我們要放棄自己的思想，即拋卻個人的經驗去理解作品，這樣會更接近作品的真實面貌。我們在詮釋作品時，不應摻雜過多的個人的經驗之見，而應當站在作者的立場上并與作者共同來思考。
三、結語
“安全文化”這一術語最早由國際核安全顧問組（InternationalNuclearSafetyAdvisoryGroup，INSAG）于1986年在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故總結報告中提出。報告分析稱，該起事故是由不良的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圍導致的。之后，學術界發表了許多對安全文化的定義，但到目前為止對于其定義仍未達成共識。國際上比較權威、流行的是國際核設施安全顧問委員會對安全文化的定義：即安全文化是個人或組織的價值觀、態度、認知、勝任力和行為模式的產物，它決定了組織的健康和安全管理的承諾、風格和效率[1]。對于全行業來講，安全文化既是個人問題，涉及個人態度和行為模式，同時還與組織的管理體制有關。對建筑業來講，建設工程具有環境動態多變、項目參與方眾多、項目組織臨時性強、具有較強的目標導向性等特點，Fang等[2]在文獻研究和個人經驗的基礎上對建設工程安全文化做出了以下解釋：建設工程安全文化是建設工程項目部不同參與方的個人和集體的態度、信仰、價值觀、行為方式和標準的混合體，建設工程安全文化在項目運行的環境中形成并隨著項目的實施而發展。這是目前對于建設工程安全文化較為全面、清晰的定義與解釋。然而，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定義僅僅從概念上強調了人的態度、觀念和行為模式的重要性，對于如何將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論應用于定量研究和實證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2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理論模型的提出
考慮到建筑行業本身的內在特殊性，對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論研究也更為復雜。因此，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模型，期望從模型要素的構成和相互關系上來揭示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內涵。Geller[3]提出全面安全文化模型（TotalSafetyCultureModel），將安全管理、安全文化和技術三者聯系起來，并包含了人、技術、組織和安全之間的相互作用。在該模型中，將“人的因素”、“行為因素”和“環境因素”作為安全文化的基本框架以此描述安全文化的構成。但是，該模型并沒有對這3個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基于Bandura的相互決定論，Cooper[4]提出安全文化交互模型（ReciprocalSafetyCultureModel）。該模型包括主觀的心理因素、實際的安全行為以及客觀的環境/情景特征3個要素，主觀的心理因素可以通過安全氛圍調查問卷來評估，實際的安全行為可以通過行為觀察并對比行業安全行為標準規范來評估，客觀的環境/情景特征可以通過審查安全管理系統來評估。通過這3個測量方法，分別對安全文化的3個構成要素進行定量研究。相比Geller[3]的全面安全文化模型，Cooper[4]的交互模型對原有的因素進行了定義，在原來的環境因素中增加了安全管理體系中的情景因素，并且承認這3個構成因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這是安全文化理論研究的經典模型，為建設工程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在全面安全文化模型和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基礎上，Choudry等[5]提出適用于建筑施工現場環境的建設工程安全文化模型（TheModelofConstructionSafetyCulture）。相比前兩個模型，Choudry等提出的安全文化模型把安全氛圍、安全行為和安全管理系統作為3個研究指標，這3個指標既可以單獨也可以組合起來進行現場測評，以此對建設工程組織的安全文化進行多層次定量分析。由此，對于安全文化的探索既可以通過研究安全氛圍、安全行為、安全管理系統這3個因素的分別作用，也可以通過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來進行，這為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由于模型本身的建立并沒有強調對于建設工程特點的研究，這限制了模型在建設工程上的直接應用。
Fang等[2]提出了適用于建設項目的安全文化交互模型（SafetyCultureInteractionModel），見圖2。相較于之前的理論模型，該模型的提出綜合考慮了建設項目組織臨時性強、項目參與方眾多、具有較強的目標導向性、環境動態多變等特點，體現出建設項目最為重要的3個參與方：業主、承包商和分包商在建設項目安全行為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交互動態性，將認知、行為和環境作為建設項目安全文化的架構，在每一構成因素中均涉及管理層面和工人層面的態度、信仰、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分析，并且可以概擴性地描述建設項目組織的安全文化嵌入組織運轉過程和安全管理系統的方式。此外，通過選取新加坡的鐵路項目和高速公路項目案例，驗證了SCI理論模型在實際建設項目中的有效性。雖然，SCI模型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其所得出的實際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為建設項目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框架，對于建筑業安全文化的實證研究有很大的意義。
3建設工程安全文化內涵
3.1安全氛圍
Zohar[6]最早使用安全氛圍的概念，描述了工人對特定時間下組織環境中安全的看法和態度。對安全氛圍這一概念，學術界大致有兩類看法：一類學者認為，安全氛圍是IASAG于1988年提出安全文化構成因素的一個子類[4，6，9，13]；另一類學者則認為，可以通過對安全氛圍的測量來反映實際安全文化。對于第二種觀點，很多研究學者并不認同，以Cooper[4]為代表，他認為安全氛圍調查不能體現安全文化概念復雜性及多元性，因此無法全面地反映安全文化。對于安全氛圍的測量方法，大多數研究采用的是調查（調查問卷或結構化訪談）的方式，但是不同行業對于安全氛圍的研究維度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Flin等[7]對18份不同行業的安全氛圍報告進行研究指出，各行業最常用的6個“主題詞”來研究安全氛圍：管理（72%）、風險（67%）、安全管理系統（67%）、工作壓力（33%）、工作能力（33%）以及安全規程。本文在文獻閱讀的基礎上，梳理出有代表性的建筑業安全氛圍維度研究，見表1。通過分析和總結可以得出，不同學者研究得出的建筑業安全氛圍維度具有很強的共性，這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建筑業安全氛圍維度的穩定性。由此可見，對于同一個行業而言，探索一個共同的安全氛圍維度是可行的。但是，對于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研究者應科學、合理地選取安全氛圍維度，以此保證安全氛圍調查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3.2安全行為
大多數學者對于安全行為的研究主要關注安全參與行為和安全遵守行為兩個方面[9，13]。測量安全行為的方法通常是自陳法和觀察法，也就是所謂的主觀指標測量和客觀指標測量。針對目前大多數研究學者對安全行為測量所采用的自陳法存在偏差較大的問題，通過經專門培訓的觀察員對實際的安全行為進行觀察，能夠更加客觀地反映實際情況，因此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對安全行為的分析主要基于行為安全理論（BehaviorBasedSafety，BBS）和計劃行為理論（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基于BBS管理方法，設計BBS在建設項目中的實施流程，可以測量并提高安全行為。該程序一個重要特性在于其輸出的數學性質，根據BBS程序給出的安全行為分數，可以對現場的安全行為狀況有一個清楚的了解并以此作為基準來改進員工的行為[5]。基于TPB理論，開發不安全行為因果關系模型（CausationModelofUnsafeBehaviors），可以作為因果分析的工具來調查不安全行為的產生原因，特別是管理因素方面的原因。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建設項目中應用因果關系模型進行因果分析，有助于BBS程序在建設項目中的實施并獲得持續性的安全行為提高效果[2]。
3.3安全管理系統
安全管理系統提供了一個對安全表現進行計劃、實施、監督、審查的系統過程，以此評價安全文化模型中的環境因素。一個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統一般包括安全政策及其目標、安全標準及其目標、工作計劃和組織、應用和一般性操作實踐、監測、反饋和審核、糾正措施、再次審查以及持續改進[5]。在此系統中，包括所有用于現場操作安全管理的政策、目標、角色、責任、崗位職責、規范、標準、交流、過程、步驟、工具、數據和文件。并且，可以通過建設工程現場特定的安全計劃對工人的作業環境進行評價，通過安全管理體系對安全文化的環境特征進行審查。
4安全氛圍與安全行為的關系
基于對建設工程安全文化內涵的總結和分析，就安全氛圍、安全行為和安全管理系統這3個方面，對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的關系的認識與理解，是研究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關鍵，也是學者們亟于解決的問題。近些年，研究學者們已經意識到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有積極的作用。通過構建一個積極的安全氛圍，可以顯著提高員工的安全行為，進而有效降低事故發生率，提高組織的安全績效。目前，學術界對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的關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運用統計學方法論證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作用。很多研究者已經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預測作用，并把安全氛圍稱作是安全行為的“預測器”（Predictor）。例如，Mohamed[10]通過結構方程模型檢驗了施工現場安全氛圍維度和安全工作行為的關系，證實了安全工作行為是安全氛圍的結果。其中，管理層對安全的重視、非懲罰性安全辦法會促進員工間對于安全問題更加自由、開放的溝通，以此形成一個積極的安全氛圍，并進一步提高工人對安全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尋找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產生影響的中介變量。Neal等[13]通過對組織氛圍與個體行為關系的實證研究，得出安全氛圍通過知識和動機這兩個內在變量對員工安全行為的影響作用。此外，他還指出知識更多的是影響安全參與這一行為，而動機更多的是影響安全遵守。然而，目前學術界關于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影響機理研究較少，這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3）建立安全氛圍評價指標。很多研究者試圖從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的關系出發，研究安全氛圍各個因子之間的權重關系，以此建立安全氛圍的評價指標。對此，一些研究者做出了嘗試[9，10，14]，盡管迄今未成功建立起建筑業的安全氛圍評價指標體系，但是以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關系的研究為出發點，是探索安全氛圍各因子權重系數的一個可行途徑[14]。同時，一些研究也發現，安全氛圍與安全行為間的關系不僅僅體現在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作用，反過來，安全行為也會影響到安全氛圍的形成。例如，工人的安全服從行為和參與行為能促進良好的安全氛圍的形成，進而影響個體的安全意識和行為動機[13]。因此，通過對員工在安全行為上進行引導，將有助于提高他們對于安全問題的重視和認識，進而形成一個積極的組織安全氛圍。目前，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了安全行為對安全氛圍的作用，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是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的相互作用。
5結語
（1）在建筑業，積極的安全文化對于減少事故發生率，提高安全績效等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內容包括安全氛圍、安全行為和安全管理系統3個要素，安全氛圍反映了主觀的心理因素，安全行為反映了實際的安全工作行為，安全管理系統反映了客觀的環境/情景特征，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共同構成安全文化的范圍。
（2）安全氛圍、安全行為和安全管理系統各有其特定的測量方式。大多數學者對于安全氛圍的測量采用調查的方式，針對管理層的調查以結構化訪談的形式為主，對工人的調查以結構化調查問卷的方式為主；對安全行為的研究可以通過應用BBS和TPB理論，設計具體的BBS流程，結合不安全行為因果關系模型，以此分析不安全行為產生原因中的管理因素，并有助于在建設項目中實現BBS程序對安全行為的測量和提高作用；通過安全管理系統對安全表現進行計劃、實施、監督、審查等系統過程，以此測量建設項目組織的管理環境，并且，通過項目具體現場安全計劃（例如，施工方案）可以測量建設項目工人的作業環境。
（3）通過對建筑業安全氛圍維度研究的總結和梳理可以發現，學者常用的安全氛圍維度為：管理層的關注、監督和支持、制度和規范、員工的參與、溝通、工作壓力、風險、安全施工的能力8個因素。由此看出，建筑業安全氛圍維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穩定性，探索建筑業共同的安全氛圍維度這一研究方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
（4）目前有很多學者已經證實了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有積極的作用，以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關系的研究為出發點，是探索安全氛圍各因子權重系數的一個可行途徑，為建立建設工程安全氛圍評價指標體系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研究方向。但是對于諸如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影響機理、安全氛圍與安全行為的相互作用等問題，仍有待于未來進一步研究。
由于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學生的交際水平，因此，教師在法語教學過程中首先要向學生介紹法語的文化背景，讓學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法語文化，熟悉中法的文化差異，如果教師只關注單詞和語法結構，會極大地挫傷大家的積極性，定期組織學生表達自身的法語思想學會在適當的場合運用適當的法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這個過程中指出學生的問題，尤其是文化方面的，適當羅列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讓學生了解法國人說法語的習慣，這樣能夠更形象生動的展現出中法文化差異，學生能夠準確恰當地說出法語，避免只講述法語語音和詞匯的情況。此外，教師應該多比較中法文化，增強學生對法語文化的敏感性。
2.教師應持續進行法語教學學習
教師應該不斷為自己充電，進行法語學習，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變化，日常積累時不能只上升法語基礎方面，應該重視法語文化方面，多閱讀這方面的小說、多看這方面的電源、多聽這方面的音樂、多關注這方面的網站等等，總之，讓自己愛上法國文化，只有這樣才能深刻理解法國文化，在課堂上能夠更好地向學生展示，提高學生的興趣，進而提高教學效果。
3.法語課堂上多進行法語語境訓練
為了鍛煉學生的能力，可以以課堂討論的方式，討論的范圍主要是法國文化方面，這些也是學生關注和感興趣的，刺激他們多說，還可以模擬法國的日常生活場景，用法語展現出日常生活，通過學生的廣泛參與，既掌握了法語，也熟悉了法國文化，此外，還能夠發現學生身上的文化問題，及時糾正，效果顯著。
4.要求學生課后多了解法國文化
課上，教師可以播發一些積極向上的法國電影和音樂，提高他們的法語文化素養，教會學生如何在有限時間內掌握法語學習方法，這些是書本上學不到的，需要學生慢慢領悟，但是由于課堂上的時間有限，只靠課堂上的有限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此外，由于課后的時間比較多，教師多鼓勵學生閱讀法國書籍，書籍能夠反映出一個民族的生活習慣、文化特點等等，還要多看法國電影、多聽法語音樂、多瀏覽法語網站等等，此外，教師可以給學生布置作業，讓學生課下以組的形式查找資料，并進行整理，上課時按組進行匯報，這樣能夠增加學生對法國文化的了解，并且還提升了表達能力，總之，通過這種多途徑的學習，能夠讓學生感受法國文化，深層次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風俗習慣，進而提高自身的法語能力，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語法上比較中法文化
由于兩個國家的文化不同，導致這兩種語言的語法句子結構不同，漢語中很多句子沒有主語和謂語,但是法語句子中必須有主語，這充分顯示了兩種語言的差異，尤其法語重形式的特點反映了法國民族文化，因此，教學中比較法語和漢語之間的差異非常重要。
6.結束語
中國股市不平凡的十年是在巨大的理論爭議和現實波動中發展起來的。從早期“股份制是私有化”的政治觀點之爭，到今天中國的資本市場是否像“老鼠會和賭場”的文化歧見，這種風風雨雨始終與中國資本市場的高速擴容相伴隨。如果說，前者是主張和反對建立資本市場的兩種力量之爭，這已在“摸著石頭過河”和不辯解、不爭論的指導思想下，回避了意識形態方面很多矛盾和干擾，我們已建成了初具規模的資本市場。那么后者則主要是在主張培育發展中國資本市場的實踐中，如何使中國的資本市場得以健康發展而產生的不同觀點，盡管其都主張規范發展資本市場，但路徑的不同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事實上，我國資本市場理論的研究始終落后于資本市場發展的實踐，不僅對資本市場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沒有論證清楚并廣為宣傳，而且對資本市場的許多概念和技術層面的資本運作分析技術也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培訓和普及環境。令人遺憾的是，我們采用了回避爭議和矛盾的做法，這些資本市場的重大理論問題始終。沒有突破，人們普遍還在資本市場就是賭場，要么跟莊搞投機，要么隨機撞大運的投資理念中徘徊。
概括起來，中國股市有三個沒底：
1.上市公司造假沒底
上市公司造假既有資本經濟作為股權虛擬經濟監管難度大的原因，也是我國特殊國情下的一股獨大所致。上市公司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質量的真、假、優、劣是決定中國資本市場是投資場所還是賭場的關鍵。正確投資觀應是建立在投資人對上市公司的理性判斷并作出相應用腳投票選擇基礎上，來促使上市公司以自身價值提高給投資人帶來良好投資回報的投資機制。它是投資人對投資對象在“蛋糕做大”基礎上來實現投資人投資收益的體現，而絕不僅僅是在二級市場上機構和中小投資人之間利益分配的“零和游戲”。但中國的上市公司到底還有多少個銀廣廈、吉林通海、藍田股份，人們心里沒底。
2.政策沒底
我國資本市場政策市特征明顯，這是新興轉軌市場的必然現象。因此，政策決定股市，是把政策作為一個長期的調控手段來炫耀，使中國的股市處于一漲就怕、一怕就打、一打就跌、一跌也怕、一怕又托、一托又漲的惡性循環。最終是政府調控股市，形成典型的政策市。而人們卻看不見那只“看得見的手”，人們不知道它什么時候想干什么。
3.股市理論的探討沒底
中國股市到底是賭場、老鼠會，人們置身其中是在撞大運、爾虞我詐的場所，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我國的經濟中承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這個市場的基本功能，這個市場培育的投資人在市場經濟中究竟發揮著何種作用，都亟待理論的證明。而資本市場監管的各種政策的出臺，也是建立在正確的股市理論的基礎上。但目前我們的股市理論體系極不清晰和完善。
解決三個沒底的核心是探討并完善股市的基本理論。基礎理論問題對上可以影響政策，影響決策者那只“手”；對下則可動搖資本市場投資人的信念和信心。因此，在這三個沒底當中，對我國股市基本理論的探討最為重要。
研究我國的股市基本理論，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兩大問題。第一是在社會主義資本經濟條件下，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討，使人們對資本市場首先有一個認識上的突破。第二是股市新文化和股權新文化的建立。解決這兩個問題，不僅能教育股民建立正確投資觀，更重要的是讓決策者和監管部門都能正確認識資本市場的本質和基本功能。在轉軌特征明顯的中國股市的監管上，有效地發揮那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
2、股市基本功能探討
我國股市的每一次波動，都跟股市的基本理論不清、擾亂人們的思想密切相關。十年來，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但資本市場理論的研究卻嚴重落后于實踐。股市大討論雖然目前暫時處于平息狀態，但是只要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理論問題，一旦市場發生波動，否定我國股市的聲音，像賭場論、老鼠會論就仍會冒出來。這些理論在特殊時期，都和資本市場發展和政策的制定密切相關，監管政策直接受資本市場理論的影響。繼續采取回避態度，不論證清楚這些問題，勢必對我國資本市場今后的發展產生不良的結果。
股市的基礎理論研究應從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討入手，我認為有以下四個功能：
1.資源優化配置功能
股市的資源配置功能體現在兩個環節上：其一，一級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就中國的實情說，股市資源的配置過程主要是在一級市場通過IPO方式完成的。股市籌集的資金進入到企業，上市公司之所以能籌資，能被市場認知，在于它能提供被投資者認知的產品和勞務，在于它能生產社會需要的緊俏、盈利的產品。其二，二級市場再融資的配置功能，主要是通過上市公司的增發和配股來實現的。上市公司的持續融資功能就是社會資源再配置功能的體現，當然，二級市場的再配置同樣是向高質量的上市公司傾斜。上市公司的資本優化是社會資源配置優化的前提。
所以，股市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與上市公司的質量及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密切相關。如果上市公司質量低劣，信息披露虛假，就會喪失這一功能，導致股市墮落為賭場。
2.晴雨表功能
資本市場不僅是一個資本和物的生產要素的配置場所，而且是一個國家乃至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信息的集散地，股票二級市場的價格與這些信息的質量正相關。因此，不僅股民而且一般民眾，不僅企業家而且政治家，不僅國內各界而且國際各方，只要和所在國的利益相關，都會關注這個市場。而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環境的變化也同樣會最先從這一市場反映出來。因此，資本市場更是一個信息場。在市場經濟崇尚資本至上的旗幟下，資本的選擇是最敏感的。在市場經濟推崇公平、公正、公開的交易準則下，這一信息的反映在理論上說也是最公平、最準確的。因此，資本市場的風向標和晴雨表功能從表象上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進行交易、判斷重要的參照系，而從實質上看則反映的是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穩定和發展。它是中國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國的最重要窗口。
盡管由于種種原因，如政策導市，機構操作，在某些特定的時期，大盤和個股會走出和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形勢不相吻合的走勢，但從長期看，在正常的形勢下，股市是具有晴雨表功能的，股市價格與其價值在長期走勢上應該是一致的。它與賭場的靠賭運和賭技好壞決定輸贏是完全不同的。
3.價值發現功能
首先，價值發現功能是指在資本市場上一只股票的現實和潛在的價值，而從社會的角度說，它所表現的是一家上市公司為社會和股東現實和未來的貢獻度。這一功能和企業真實的信息反饋和評價密切相關。人們通過股市所反映出的綜合信息進行判斷和投資，指導著價格方向，進而引導資源的分配。
其次，這種價值發現使人們能夠看到某一行業、某一企業的內在價值，使人們對未來做出理性判斷。這種發現一定要符合一定客觀規律，所以它能推出一個概念，并且引導市場，人們承認這個概念，用超過人們現實中比用簡單的成本價值要高的潛力判斷去看待它，人們在股市中趨利避害的本能以及這種發現和投資人的利益相關性，決定了這個發現的過程是理性的，它標志著一個社會的理性經濟走向。
第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體趨利避害的無形之手引導整個市場經濟的規律向前發展，因此要普及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一致的思想，市場經濟承認以單一個體為本源的自然發展，倡導個體和總體利益的一致性，其奧妙在于私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只要具備社會要求的理性和道德，遵守法律，恪守誠信，社會的總體利益就會得到同步放大。
4.股市的增值功能
股市的增值功能主要體現在股票的增值功能上。股票有三種價格，即票面價格，賬面價格和交易價格，在論證股票的增值功能時，票面價格無意義，交易價格不能自身證明，唯有論證賬面價格最能說明問題。股票的賬面價格又被人們稱為股票的含金量，一個公司的總體含金量是通過其所有者權益（凈資產）反映的，而凈資產是由股本、公積金、未分利潤組成的。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決定了其年度利潤分配，必須要先完成盈余公積金的提取，而這一基金的提取又決定了上市公司每股凈資產含量的提高，這決定了股票有內在增值功能。如果我們把公積金的提取當作股票增值功能的內生變量，那么上市公司通過增發和配股所導致的每股凈資產的增值功能，則是外生變量。這兩個變量從財務分析上能直觀看到股票的本金是可以增長的事實，股票的賬面價格可以從一元漲到五元，正是源于這一機理。而股票賬面價格增長導致的本金的增長是其他金融資產如儲蓄、債券所不具備的。而賬面價格的增長則是直接導致股票交易價格上升的合理因素之一。論證股票的增值功能是我們解開資本市場作為虛擬經濟的表現形式是否應該成為我國下一步改革開放主戰場的關鍵所在。唯有論證這一功能，資本市場才能實現上市公司贏、投資人贏、市場贏的三贏局面。反之，人們就會把資本市場與賭場的“零和游戲”聯系在一起，只是像賭場一樣財富在參與各方之間的簡單重新分配，是股民之間左兜和右兜的財富搬家，而這一過程由于造假和不規范，又充滿了爾虞我詐。
資本市場具備增值功能是和賭場最重要的區別。只有論證這一功能的存在，投資人才會摒棄撞大運，學會判斷和分析作理性的投資人。當然，創造三贏局面的基礎是上市公司的業績，在真實的基礎上，企業的效益上升，直接帶來股價的上升，才能帶來資本市場的真實繁榮和投資人的獲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實現再融資和持續發展。
3、股市新文化的建立
（一）股市舊文化批判
在中國的傳統上歷來對股市就存有偏見，這種偏見加上我國90年代股市發展初期大量借鑒海外資本市場，特別是由于翻譯文字的原因，主要是來自臺灣的股市用語，而臺灣的股市用語大都是從賭場術語衍生來的。由于我們沒有能夠進行批判吸收和投資者教育的主渠道引導，及時糾正那些不健康的、有明顯誤導的股市賭場語言，使其在二級市場股評家的口中大行其道，如莊家、籌碼、發牌、跟莊、出局、莊家洗籌、與莊共舞等近20種賭場語言，這些語言極不準確，如莊家一詞，莊家(Banker)在賭場里是指開局設賭者（通常只有賭場才具備這一資格），與閑家(Player)對賭，而把這一術語引入股市中，只有在深滬交易所作為實體也下場參與股票買賣與投資人對博時才成立。而把它用在即使是在主觀和客觀上會操縱股價的機構投資人和大戶身上也是極不準確的。在西方國家的資本市場中并無莊家一詞，那些違規的機構和大戶往往被稱作違規操縱股價者，還有一類則是合規的維護一只股票流動性和股價穩定性的機構——做市商(MarketMaker)。而我們由于沒弄明白莊家的含義，把機構和大戶都當作莊，似乎是股股有莊，跟莊成風，無莊不成市。但事實上，只要中國的交易所不下場對博，我國資本市場和西方國家一樣，根本就就有莊家，有的只是那些違規操縱股份的機構。
顯然，股市舊文化是導致中國資本市場不能健康發展和中小投資人不能建立正確投資觀的重要原因。我們必須徹底摒棄從臺灣引進的股市舊文化理論，首先從凈化股市語言入手。廢止莊家之類的賭場用語，而用機構違規者和價格操縱者取而代之，使資本市場和賭場區分開，一掃投資人“跟莊”的賭場風氣。在中國證券市場開展股市，把投資者教育扎扎實實的搞起來。
（二）股市文化與股權文化的關系
當前中國資本市場正在探討股權文化，股權文化的核心是通過誠信文化培育有良好道德素質和專業技術水平的職業經理人隊伍，來保護價小投資人的利益，形成良好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和組織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股權文化是股市文化的重要內容。開展股市不僅要和投資者教育聯系起來，也要和股權文化基本理論的探討聯系起來。當前由于上市公司造假現象嚴重，我們迫切需要在中國的資本市場開展誠信運動，開展股權文化的目的是樹立上市公司經營者從股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慮企業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說股權文化是從公司的角度考慮文化和誠信問題，那么股市文化則是從資本市場的角度考慮文化和誠信問題；如果說股權文化是強調經理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那么股市文化則涉及到監管部門、中介機構、上市公司、投資人等方方面面文化和道德素養的提高。
中國資本市場的當務之急是解決股市的新文化，解決了股市的新文化問題，股權文化的探討就會迎刃而解。
（三）股市新文化的內涵
在中國資本市場開展股市，形成中國的股市新文化。具體包括三個方面：
1.思想建設——正確的投資現
開展投資人教育，建立股民的神圣使命感和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承認人們在追逐自身盈利動機的驅使下，作出市場短線品種的選擇，而這一過程也正是增加社會共同財富，推進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過程。這是一個投資人從傳統的勞動參與到個人物化勞動——所形成的資本參與的進程，充分調動投資人對國家建設事業的參與意識，使參與者的盈利動機與國家經濟的發展有機統一，這是對傳統上以犧牲奉獻來促進國家利益發展的重要補充。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投資人應該引以為榮，并值得人們贊譽。應該從正面去倡導這種投資者的道德與使命，而那種認為投資股市發不義之財的偏見必須被摒棄。
2.文化建設——科學侑專業知識的投資理念
在正確投資觀的指引下，必須普及股市運作的科學專業知識和法律意識，提高投資者的專業素質，形成科學的投資理念，具體包括：(1)作理智的投資人，正確認識資本市場的風險防范；(2)學會對上市公司質量判斷的基本知識，科學選股，不盲目跟風，實現資本市場價值與價格一致，作理性投資人；(3)熟悉資本市場的法規政策，對各種證券欺詐、操縱市場等違規行為能夠防范，增強自我保護；放棄“跟莊”心態，開展股市的。社會要提高不誠信的成本，只有提高投資人本身的素質及理念。
通過投資人正確投資規和科學投資理念的建立，使之放棄撞大運和賭及跟莊共舞的心態，要從根本上學習財務知識，客觀分析股票，這是我國資本市場真正走上成熟、健康之路的根本保證，也是當前證券監管部門開展投資者教育的重要工作內容。
一、青年亞文化研究的經典范式及其演變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之后，隨著年輕一代對各領域事務的廣泛參與，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上的“青年”概念得以出現。美國芝加哥學派和英國伯明翰學派先后對青年亞文化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范式。20世紀末以來，西方學界結合新的時代背景，在對以往的亞文化研究思路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后亞文化理論”的概念，對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亞文化出現的新狀況做出了回應。
1.芝加哥學派及其“規則－越軌”范式
芝加哥學派開創了越軌社會學的研究路徑，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羅伯特•E•帕克指導自己的博士生運用“民族志”的方法對包括青少年犯罪亞文化在內的各類亞文化現象進行參與式研究，并用“社會解組”理論來解釋都市亞文化群體產生的根源。1955年，芝加哥學派的另一位社會學家艾伯特•科恩提出了“問題解決”概念，認為下層階級青少年的越軌行為是一種用以解決自己在社會中所面臨的地位挫敗問題的獨特方式。芝加哥學派后期的重要人物霍華德•貝克爾在其1963年出版的《局外人》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標簽理論”，這一理論揭示了不同社會群體在互動與博弈中對越軌人群和越軌行為的建構過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強勢群體利用自己的霸權地位制造出各種規則，而正是這些規則給邊緣群體本來無可厚非的行為貼上了“越軌”的標簽。芝加哥學派從越軌社會學的研究路徑出發，圍繞社會規則的建立以及解組展開研究，開創了亞文化研究的“規則－越軌”范式。這一范式涉及了越軌行為的動因、越軌人群的身份認同以及強勢文化對越軌行為的塑造等問題，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對伯明翰學派及更晚近的亞文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伯明翰學派及其“抵抗－收編”范式
1964年，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該中心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幾乎所有的英國青年亞文化現象進行了研究，開創了具有政治實踐旨向的文化研究事業，被稱為“伯明翰學派”。他們繼承了芝加哥學派的研究立場和研究方法，并融入了英國本土將具體文化現象置于社會歷史之中進行考察的學術傳統。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更是從歐陸哲學中吸取營養，將意識形態主體建構理論、文化霸權理論以及結構主義符號學等引入亞文化研究。將亞文化現象看做是邊緣人對主流文化和霸權文化的抵抗是伯明翰學派的重要研究方法。其研究表明，亞文化抵抗是通過一種亞文化成員共同享有而又與主流文化迥然有別的“風格”來實現的。他們從階級和權力的視角出發，努力從“風格”之中挖掘弱勢青少年群體進行“儀式抵抗”的潛能。與“風格”相對應，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理論的另一個核心概念是“收編”。他們認為，亞文化抵抗的“風格”形成之后，處于支配地位的強勢文化和利益集團便會通過各種方式對其進行遏制和收編。收編通常以兩種途徑進行:一是商品的方式，即把亞文化符號和風格轉化為大量生產的商品，從而消解其先鋒姿態和價值深度;二是意識形態的方式，即主流文化通過自己支配的媒介對邊緣群體的“異常行為”重新加以界定，并貼上相應的標簽。由此，我們可以將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思路概括為一種“抵抗－收編”范式。這一范式通過揭示抵抗的權力和階級背景，抵抗所借用的“風格”及其實踐策略，主流文化和強勢媒體對亞文化風格的塑造與收編等方面，向我們呈現了戰后英國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發生、發展的社會學機理，對我們研究今天的青年文化現象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理論極具開創性，但他們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諸如對風格和抵抗的過分強調，對亞文化只采取了共時性的態度，缺乏歷時性的分析，過多的強調了階級等宏大結構的決定性等問題［1］(P10)。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語境中，人們開始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思路進行反思與修正，“后亞文化理論”應運而生。
3.世界新圖景與后青年亞文化研究
我們知道，伯明翰學派曾經將“文化”和“階級”緊密的聯系在一起，而20世紀中后期的一系列變化卻使這種穩固的關系發生了動搖。在思想政治領域，一度影響深遠的階級觀念和階級政治在世界范圍內日漸式微。一方面，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新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哲學逐漸在歐美盛行。這種政治經濟思潮主張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否定活勞動創造新價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經濟剝削性質，從而從根本上沖擊了階級觀念和階級政治得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末的東歐劇變，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在實踐層面宣告了階級政治的失敗。在社會經濟領域，社會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世界一體化進程，與新興國家崛起帶來的新的地域性文化的出現，使整個世界處在了全球性\地域性、世界性\民族性的多重張力之中。這些新變化促使文化學者們紛紛修正以往的闡釋模式，以便把全新的現象納入到自己的研究視野。由于世界圖景的如上變化，以往的青年亞文化研究思路日益受到人們的批評。到了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西方學界出現了“后亞文化研究”、“后亞文化理論”之類的提法，旨在闡釋亞文化群體在繁復多變的新媒體時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號消費時代所產生的身份混雜現象。“后亞文化”研究吸收了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理論和皮埃爾•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對各種新出現的亞文化現象進行分析，提出了“場景”、“部族”和“亞文化資本”等新范疇。“場景”一詞最初是指音樂文化的生產和消費所需要的現場位置，后來被威爾?斯特勞等人進行了嚴格的理論化，從而用來真實地描繪各類人群、團體之間的一種特定的關系狀態和一種變動的文化空間［2］(P18)。“部族”概念則是學者馬弗索利針對青年亞文化成員身份的日益流動性所帶來的“風格”對身份區隔作用的消失所提出，部族“沒有我們所熟悉的各種組織形式的僵化色彩，它更多的指某種氣氛，某種精神狀態，而且更適于那些偏愛外表和形式的生活方式來表現”［3］(P16)。薩拉•桑頓借鑒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而提出了“亞文化資本”概念。他認為，當某種風格成為青年們所推崇的“亞文化資本”的時候，便會催生出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文化產業鏈，而對這種文化產品的消費或被消費，便能夠獲得一種共通的品味感和文化歸屬感。“亞文化資本”向我們揭示了伯明翰學派的“風格”概念在消費時代的發展和變異，它淡化了“風格”的抵抗姿態，而呈現出與商業文化的共謀性。后青年亞文化理論對當前社會中青年亞文化所呈現出的碎片化和不確定性的研究，顯示了其思路的靈活性和非本質主義的包容性，這對于我們運用西方青年亞文化理論資源考察更為廣泛的當代文化實踐具有啟發意義。
二、從青年亞文化看青年藝術
1.同構與變異———青年文化、青年藝術與青年亞文化的關系探討
從字面上看“青年藝術”與“青年文化”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而自從伯明翰學派的霍爾等人用“青年亞文化”取代了“青年文化”的說法之后，這種邊緣青年研究好像就和更為廣泛的青年文化行為劃清了界限。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西方學界對青年亞文化現象成因的不同闡釋模式，結論就會有所改變。對于青年亞文化的生成機制，西方學界一直存在結構論和世代論兩種分析模式。前者認為階級、種族等社會結構在亞文化生成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青年亞文化的產生是下層階級青少年對父輩文化所面臨問題的想象性解決，伯明翰學派正是從這一研究思路出發，明確提出了“青年亞文化”的說法以區別于籠統的“青年文化”概念。而后者強調不同代際的年齡差異所形成的代溝對青年亞文化產生帶來的影響，從這一思路出發的研究表明，青年亞文化所揭示的問題或隱或顯的存在于一切青年之中，強調青年人共同的行為模式。伯明翰學派的努力深入地揭示了戰后英國青年亞文化產生的階級根源，但卻又因為對階級結構的過分強調，幾乎將青年亞文化研究推向了本質主義的境地。實際上，在經過了后亞文化研究對以往青年亞文化理論的反思之后，任何本質主義的青年亞文化分析模式都不能令人滿意。既有基于青年的年齡特點和行為模式的普遍動因，又有不同結構要素所決定的獨特語境，可能更符合青年亞文化現象發生、發展的實際情況。事實上，一些研究成果也確實未對“青年文化”與“青年亞文化”進行截然區分，《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以及日本學者濱嶼郎等編纂的《社會學小詞典》都將“青年文化”定義為青年這一社會群體的亞文化［4］(P9)。基于以上認識我們認為，青年亞文化與青年文化實際上是一種“同構－變異”的關系。青年亞文化以一種更為具體和鮮明的方式，典型化的呈現出青年文化所共有的表意方式以及與主文化的互動模式，而這種表意方式和互動模式對于作為特殊青年文化形態的青年藝術同樣具有闡釋力。運用西方青年亞文化理論來審視中國的青年藝術現象，將會為我們分析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演變提供一個全新的思路。
2.從關注趣味到深入情境———青年亞文化視角的現實意義
一直以來，我國藝術理論界對當代中國藝術形態的分析大都是圍繞藝術家的創作原則及其所選擇的美學趣味來展開的。孔新苗先生在其《“民族情懷”與當代藝術的實踐景觀》一文中就把當代中國藝術用主導趣味、學院趣味、大眾趣味和先鋒趣味四個層次進行概括［5］(P82－85)。這種劃分從一種宏觀的視野對當代藝術形態進行了理論歸納，并在當代藝術批評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當代藝術形態的趣味劃分模式日益顯示出了它的局限性。正如孔新苗先生指出的:“當代中國藝術創作所形成的多元趣味格局，是一種正發生著復雜變化的不穩定現象，顯示了處于‘過程中’的特點。”［6］(P228)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藝術領域日趨多元的組織形式和愈加靈活的運作模式日益消融了以往四種趣味之間的清晰界限:一向以弘揚主旋律、傳遞正能量為己任的主導趣味，在近年來陸續推出的國家及各省市重大歷史題材創作中愈加顯示了它廣采博收、突破自我的包容品格;一些學院趣味的畫家在各類商業性展事活動中頻頻亮相，反而學術性的展覽、獲獎倒成了他們推銷自己的籌碼，以前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精英主義面孔已不復存在;先鋒藝術的變化更是值得玩味，2005年由呂勝中牽頭在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了實驗藝術專業(后改為實驗藝術系)，以往作為先鋒藝術主力軍的實驗藝術被正式納入了學院教學模式之中。2009年11月，張曉剛、方力鈞、曾梵志、岳敏君等先鋒藝術的領軍人物一同進入了新成立的中國當代藝術院，搖身一變成為了這家官方機構的首席藝術家。誠然，當代藝術形態的趣味劃分本來就是在美學定位的意義上使用，而并非在從屬機構的角度對藝術作品或藝術家的歸類。但是，隨著時展，中國當代藝術格局日益走向多元，學院、先鋒、主流等概念儼然已經抽象成為了一種身份標簽和文化符號，學院趣味與學院已經沒有了必然的聯系，主導藝術主要是一些藝術家為了積累資本而完成的參展作品或政府定件，先鋒姿態變得可以僅僅作為一種策略［7］(P103－106)，“大眾”這一概念也不再能夠清晰的傳達它的所指。或許藝術趣味視角在對某一具體的藝術作品進行分析時仍然有效，但是，如果我們用這種劃分去界定與這一作品對應的藝術家，其闡釋力度已經大打折扣。上述語境的轉變，更加凸顯了運用青年亞文化這一社會學視角，從“邊緣－主流”、“年齡－代際”的維度切入當代藝術研究的現實意義。猶如后亞文化理論研究者提出“部族”概念來應對青年亞文化成員身份的流動所帶來的“風格”對身份區隔作用的消失一樣，“青年藝術”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們在趣味界定方法的闡釋力削弱之后，通過從一種更細致入微的視角，對藝術從業者的藝術經歷、成長環境以及不同藝術家在特定語境中所選擇的不同藝術策略進行考察，從而揭示出不同時期中國當代藝術的演變機理與實踐邏輯。
3.繼承、借用、妥協、反叛———青年亞文化視角下藝術青年的實踐策略
1.直接明晰和間接委婉的表達方法。
舉一個自己參加此次南亞博覽會的經歷為例：在今年的南亞博覽會中，我為一位美國商人做翻譯。由于連續幾天的高強度勞動，在工作的最后兩天有些體力不支，因此，想向老板說明放棄這份工作。由于深受高語境文化的影響，就尋理由，委婉的表達自己的想法。我的申請理由是身體不舒服。當老板得知我不舒服，非常惶恐，竟然拿藥給我，以至于自己的真實想法根本沒有可表達的機會，所以，此次交流以失敗告終。同樣是告假，在同是高語境文化的兩個人交流就相對容易很多。一次，學院召開學術會議，恰逢有事，不得不向導師請假。剛剛向老師詢問這次會議重要與否，老師馬上回答：“有事是吧？有事就去忙吧，沒關系。”不費吹灰之力，還沒完全表達自己的想法，此次請假成功。由于我和老師都屬于高語境文化的中國人，熟悉這種為了避免尷尬，而把自己的真實想法隱蔽迂回，隱晦表達的交際方式，即使沒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老師也明白。而南博會的老板屬于低語境文化的人，自己沒有直截了當的把真實想法告訴他，所以造成溝通困難。
2.人際關系的側重點。
屬于高語境文化的中國文化在交際過程中非常重視維護和諧的人際關系和差序格局的倫理規范，而屬于低語境文化的美國文化則重視個體的表現和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交流。由于這種不同的群己關系，中國文化中的交際是以他人為取向，而美國文化里的交際是以自主為取向的。由于價值觀與交際是支配和反映的關系，價值觀就決定了人們如何進行交際；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兩種文化對待人際關系側重點的不同上。舉一個身邊的例子，和朋友一行到一相對高檔的餐館吃飯，服務員對我們的服務態度不冷不淡，但是，對鄰桌的客人卻十分熱情。從鄰桌客人的著裝來看，像是經商的老板，而我們的穿著打扮學生氣十足。服務員根據服務對方的身份、地位采取相應的交際策略，甚至改變服務態度。在高語境文化的中國，這種行為稱之為“看人下菜碟”。而一個在美國讀書的朋友告訴我，在美國即使是校長也要和他們一起排隊，首先因為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人際關系不具有特殊性。其次，如果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態度，就會違背公平、平等的個人價值觀。而且，他還在排隊時，通過隨意的交談認識了一些朋友。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這是由于高語境文化交際中對待交際群體內與群體外成員之間常有明顯的區別，這種差別在低語境文化中卻不太明顯。在高語境文化的國家里，人際關系內外有別，常常聽到周圍的人說到，“某某是我們這一圈的人”，“我們幾個玩得好”，諸如此類的話。這體現了成員內部的某種親密程度，對“圈”外的人會相對冷淡。提到朋友，我又發現，現在許多的朋友都是“朋友的朋友”發展而來的，換舊話說，就是一個朋友為中介，他或是她把本屬于他們群體內的人介紹給自己。由于中介都屬于雙方群體內的成員，大家彼此熟悉了解，雙方自然不會拒絕中介的介紹，因此新的關系就可以建立。再舉一個現如今比較流行的例子：“相親”，其形式就像剛才所說的朋友中介一樣，只是將要建立關系的雙方交友的目的不同。不得不承認的是，在當今經濟文化發展迅猛的時代，相親越來越成為青年男女建立戀愛關系的有效模式。而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雖然他們也會有這種“中介”模式，但由于價值觀的不同，低語境文化交際者只用職業性中介人來處理特定的問題，在歐美電影中最常見的“中介”便是律師、法官等等這些屬于調節當事雙方，不帶有主觀色彩的第三者，他們視交流雙方為平等，獨立的個體。這是與高語境文化國家本質上的不同點。
3.對于規則的依賴程度。
從這一點來看，高語境文化國家的人與低語境文化國家的人對于規則的依賴度也不同，比方說，基于對朋友的信任和面子問題，朋友借錢，高語境文化交際者很少有寫借條的習慣，他們考慮更多的是雙方的關系。而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有許多準們的法律用語、合同用語，凡事都要按照合同依法辦理，即使是朋友間也要寫欠條。從這一側面也可以看出，他們對規則的依賴程度要明顯高于高語境文化國家
二、高低語境文化的特點在翻譯中的作用
社會文化理論研究社會的、交際的問題，認為習得語言的必要途徑是與其他人進行真正的社會互動或者交流。社會文化理論不僅是一個社會方向的研究，也是心理語言學角度的研究，我們認為社會文化理論屬于第三代心理語言學研究。里昂且夫（Leontiev）曾從心理語言學角度對社會文化理論的研究內容進行了闡述，認為在上世紀50年代社會文化理論發展伊始，心理語言學的主流理論是行為主義，研究重點是獨立的語言單位（如詞）的加工過程；到了60年代，出現了第二代心理語言學，以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和心理學家喬治•米勒為代表，他們認為語言習得的是抽象的規則，而非獨立的語言單位，研究重點是語言學習者對句子的理解和輸出。里昂且夫認為第二代學者的研究更傾向于語言學，對心理學方面的研究較少。而且，這一代的學者對語言的形式特征更感興趣。前兩代的學者們顯然都沒有關注語言的意義，也沒有對語言作為符號工具如何被用于交流和思維等問題展開研究；而且在對個體的研究上，前兩代心理學學者不僅將個體與社會隔離開來，而且通常還會脫離實際交際過程，個體之間的交際被簡化為復制性的從說者到聽者的信息轉移，即說者輸出的信息，會被聽者以完全一樣的形式理解；第三代心理語言學研究則更加傾向于心理學研究，對語言學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研究焦點也從原來的對句子、文本的理解和加工轉移到了交際和思維過程的心理學分析。
第三代心理語言學并不是對服務于言語行為的心理結構的實現進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動中使用語言（作為工具）的不同策略進行研究。當活動的目的是對他人產生影響的時候，活動即為交際性的；當活動的目的是對自身產生影響的時候，活動即為認知性的。兩種活動是相輔相成、辯證性存在的，因此從一開始就有必要對二者進行管理。也就是說，自我導向的言語活動，來源于他人導向的言語活動，在本質上二者都是交際形式的一種。將交際活動優先于對抽象性語言規則加工過程的習得進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語言學將言語（和書面語言）對人類具體的社會和思維活動的調節作為研究重點，認為言語活動是有動機性和目的性的。它體現了解決交際問題的過程，這些交際問題可能是社會的，也可能是認知的。從這一角度來看，教授一種外語并不是關于語言的規則和形式的研究，而是關于作為調節方式的交際的研究，這種交際是特殊形式的社會實踐性學習活動。社會文化理論認為，正如我們的社會互動通過言語調節一樣，我們的思維也要通過言語調節。具體來說，通過言語（或書面語言），我們能夠對我們的思維、注意力、計劃、理解、學習和發展進行控制，但是這種控制來源于我們參與的社會活動。因此我們把社會文化理論歸結為第三代心理語言學研究，其核心觀點是人類從根本上是交際性生物，這種觀點不僅關系到社會關系而且也關系到高級思維功能。心理學認為人類思維活動的元認知有兩種：與人類思維有意識的反思相關的元認知和與人類解決問題的自我調節機制相關的元認知。沃思認為，人類不一定會同時具備兩種元認知能力。第二種元認知活動被稱為策略性活動，是由個體獨自或者與他人合作實施的。根據社會文化理論，自我調節過程的根源在于社會互動，人類通過互動將心理之間的功能轉化成心理內部的功能，后者功能發生在最近發展區展水平之間的差異。社會文化理論的最近發展區（語言習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傾向于語言教學的模式）盡管從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兩者在概念上不同。雖然兩者都是關于未來發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認為未來的發展水平是確定的、可以預測的，然而最近發展區模式則認為未來的發展水平是不確定的、開放的、被調節的。維果斯基認為唯一的“良性學習”是在超越當前發展水平上的學習，這一點與皮亞杰的觀點相反，皮亞杰認為認知能力的成熟是語言發展的必要條件，即只有具備了相應的認知能力才能學會相應的語言內容。而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的二語習得研究通常是將研究對象置身于社會文化背景中，對其參與的與語言學習相關的整體社會活動進行觀察，進而描述二語習得的過程，這一點與傳統上脫離社會文化背景的二語習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會文化理論框架下二語習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理論之一就是活動理論，活動理論認為人類的行為是由社會文化構建的調節形式與人類活動的融合。盧里亞認為思維不是人類生理上具備的大腦所進行的活動，而是通過文化產物形成的功能系統，文化產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語言（符號工具）。維果斯基認為如果心理學想解讀這些功能系統，必須理解活動的形成（例如活動的歷史），而不是活動的結構。這一新的理念已經引起了學者們對二語習得研究的改變，尤其是在任務型教學中，如同樣的第二語言學者的語言學習活動可能取決于不同的動機，如教師的教學動機是介紹目的語系統的語法功能，而學生的學習動機可能是考入大學，即一個教師和學生共同完成的活動，受不同的動機和目的影響。這種活動理論觀點，尤其改變了教師對任務型教學法的看法。蘭多夫認為活動存在動態變化的特征，它以一種形式開始，很可能在進行過程中變成了另一種活動。艾力斯認為同一個任務不同的學習者在施行過程中造成不同類型的活動，而同樣的學習者在不同的時間施行任務時，也會根據自身不同的動機和目標構建活動。同樣，多納托也提出任務是無法概括的，因為活動根據參與者和環境的不同而產生變化；任務并不會操縱學習者以某種方式采取行動，因為學習者在任務實施過程中有不同的目標、采取不同的行動、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進行，這都會使任務發生變化，因此教師應關注的不只是任務的結果，還要更多地關注學生實施任務過程中的動機和目標，才能真正理解任務實施過程中產生的互動。艾力斯認為任務并不是創建了學習的環境，而是構建了參與者實施任務的方式，這與社會文化理論將任務視為語言學習工具的觀點一致。我們認為語言任務應該使學習者解除只關注語言形式的束縛，幫助他們在實行任務時與同伴更多的關注話語互動的機會。活動理論消除了心理學派劃分的語言和思維之間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協商的模式，即“個體與社會是相對獨立的”二元化理念被“個體存在于社會之中”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進一步探討維果斯基的觀點時，我們發現社會文化理論傾向于參與性學習。采用參與作為主要的學習范式正面反對了將認知與情感區分開的觀點，將社會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語習得領域的學者們已經探索了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課堂語篇對二語習得發展的貢獻。如，華爾斯從教師語言視角對學生在課堂上參與交際的積極性（或者消極性）進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過分析大量課堂上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交際語篇，得出互動策略有助于二語習得；莫非對第二語言課堂中的會話跟蹤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互動性會話跟蹤產生的會話調整和協商對SLA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阿爾加弗雷和蘭多夫則認為課堂上教師和學生之間的糾正性反饋互動體現了一種社會活動，包含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合作參與和有意義的協商。在社會文化理論看來，學習者的錯誤不再被視為失敗的標志（與行為主義相反），而是賦予了學習者嘗試使用語言的機會。因此語言學習的首要任務就是為學習者設計更多的互動任務，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實踐、使用語言，達到促進語言學習的目的。
三、結語
